程映虹/文
一百七十年前，第一批华工从厦门登船前往被称为“世界糖罐”的古巴。此后的将近三十年中，十五万华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陆续前往，为这个西班牙殖民地废除黑人奴隶制提供了替代性的劳工来源，不但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生产下降，古巴糖产量反而翻番，与同一时期美国由于废奴制而引起的内战和南方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照。
此前半个世纪，同在加勒比海的法国殖民地海地是世界糖罐，那里的黑奴和黑白混血社群发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废除奴隶制的革命。结果是国家虽然独立，但经济社会完全失序，又由于革命中对殖民地白人的暴力和对白人财产的破坏，受到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完全丧失了“世界糖罐”的地位，于是被古巴取代。如果眼光再放宽一点，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问题的和平解决，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帝国政府对奴隶主的大额金钱补贴加上寻找替代性劳工资源。
所以，赴古巴的华工不但对世界糖业生产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稳定作用。当时西班牙殖民政府面临废奴的强大国际压力，却不愿花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引进华工，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古巴经济与社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转型还是一个问题。
一
十九世纪中期正值炼糖业和相关行业采用新技术的时候，古巴的糖业设备处于领先地位，华工都是国内挑选出来的能手，他们不但在甘蔗地砍甘蔗，而且很快成为炼糖厂的技术劳工，不但令西班牙人另眼相看，而且给一些由于自己的种植园和奴隶制受到内战的破坏而前来古巴的美国南部奴隶主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将一部分华工引进美国南部，成为那里华人移民的先驱。所以华工在古巴的历史，也和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相关。
1870年代开始，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华人的种族身份使得他们成为替罪羊，排华成了国家和地方政治最方便的发泄口，美国国会1882年更是通过了排华法案。一部分在美国小有成就的华人于是从美国西部移民哈瓦那，带去大量资金，和留下来的华工联合组成华社，逐步将哈瓦那华人社区建成一个商业发达、文化繁盛的中国城，拥有多家中文报社、剧院、学校、各种俱乐部和自己的墓园，其规模在美洲仅次于旧金山华阜，国际上有“加勒比的小巴黎”美誉。
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哈瓦那华社享有高度自治权，成立了众多的社团和协会，代表不同的乡籍、行业、宗教甚至意识形态。它们联合组成“哈瓦那中华总会”，其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管理华社各项事务。哈瓦那华社民主自治和经济繁荣并行不悖，政治、文化和宗教多元和谐，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率先现代化的典范。
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华人移民相比，古巴华人有同样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结。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参与国内政治，支持反对清朝皇权专制的共和革命，并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就出钱出人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蔡廷锴将军为此专门访问古巴华社，被古巴华社致公党奉为领袖。抗战时华社资助了250万美元，一些在古巴出生的华人子弟回国参战。我2010年在哈瓦那结识的华社元老吴帝胄的哥哥，当时就回国参加空军，成为飞行员，受到宋美龄的接见。
但与此同时，华人又是古巴独立战争的参与者。很多华人在十九世纪末参与了“古巴民族主义之父”何塞·马蒂领导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其表现赢得了独立斗争领导人的“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的赞誉。一些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的老兵为此受勋，并成为古巴华社的领袖。
华人虽然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移民，但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崇高敬意的很少，尤其在十九世纪末那个时候。由于古巴当时是殖民地，独立斗争也就是国族建构的过程，华人参与了这个斗争，也就是参与了古巴国族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古巴民族的一部分。虽然他们仍然视自己为中国人，但他们具有双重民族身份，实践的是双重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和古巴民族主义。我在当年古巴华社的很多照片中都看到古巴国旗和中国国旗并排悬挂，古巴国父何塞·马蒂的像旁边就是孙中山的像。
华人在古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政治活动，例如支持共和国宪法，参与工人运动，华人中的左派还加入了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1953年开始发动的反对巴蒂斯塔军人政权的斗争也受到大量左翼华人的支持。但很多华人当时支持卡斯特罗的革命是因为他不但主张公平正义，更是许诺恢复1949年共和国宪法。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古巴为民主共和体制，保护各项公民权利。
二
但当古巴革命转向依靠国家权力对社会实行激进的全盘改造时，对古巴民族独立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华社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首先，华社比较有规模的产业在革命初期都被国有化，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出走。华社在经济上被釜底抽薪。到了1968年，当古巴发起意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攻势”的时候，华社仅存的一点小商小贩也被荡涤干净。其次，在政治上，由于华社一向以小商业和服务业见长，所以被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给本来应该一心为公的古巴工人和干部树立了坏榜样。另外，由于古巴在经济上完全依靠苏联，在中苏冲突中选边站，这就影响了那些参加古巴革命并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华裔，他们必须划清与华社的界限，一些人为此或是辞职或是被开除。第三，在文化上，新政权提出要塑造不分种族和族群背景的新古巴人，在现实中它并没有做到消除古巴民族中非洲和欧洲的文化成分，但在总人口比例中只占百分之一、二的华裔却成为这个政策的牺牲品。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到1990年代初，华社在古巴的公共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只有在哈瓦那旧城区的小范围内，还有一些华社老人在尽力维持着社团的生存。他们有时会受到中国大使馆的一些帮助。华社完全成了少数老年人的群体，因为几乎没有华裔的后代（包括和古巴人结合的后代）还愿意认同自己的华裔身份。在世界范围内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人社区中，哈瓦那华社的急剧衰落和华裔身份的消失，是一个很少见的案例。
但从1990年代初开始，华裔社区的处境渐渐有了改善。由于苏联解体，古巴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转向寻找新的盟友，很快恢复了和中国的全面接触，支持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为了表达善意，古巴政府开始改变对华裔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支持华裔社区环境的改善，开放对华裔历史的研究，成立了以政治局委员挂名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在国家历史叙述中增加华裔的部分。
但更有社会意义的是，华裔被挑选出来作为经济改革的试点群体。早在九十年代初，主张经济改革的劳尔·卡斯特罗就让他过去的秘书、当时主管预备役后勤的邵黄将军抓蔬菜生产，因为古巴需要通过吸引旅游者来筹集外汇，而旅游者来古巴后没有蔬菜吃。邵黄受命后，一开始只是按照大锅饭的体制安排生产，只不过在“抓革命”仍然高于一切的时候有了“促生产”的理由。但后来他发现，只是允许抓生产还不够，劳动者没有积极性，于是他向劳尔建议采用中国的承包制，劳尔同意了，第二年蔬菜产量就翻了两番。当时很有一些人出来指责邵黄的承包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劳尔表态说有问题找他，不要怪邵黄，还说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没关系。1997年劳尔第一次访问中国，学习了中共十五大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察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回国就到邵黄的农场表达对他的支持。
邵黄将军被挑选出来抓蔬菜生产，这和古巴华社的历史多少有点关联。由于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原因，古巴人原来食用的蔬菜品种很少，华人去了以后在这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岛国大量种植中国南方的各种蔬菜瓜果，受到古巴人和旅游者的欢迎，尤其是各种中国青菜和白菜、菠菜、黄瓜。一种叫西洋菜（又叫豆瓣菜和水田芹）的短茎速生蔬菜尤其普遍，每天要上市几万捆。但革命后，哈瓦那日常生活中蔬菜供应的这个主要来源迅速消失，成为了历史。九十年代中后期，古巴开始在和旅游业有关的服务业中允许承包制，后来从承包悄悄过渡到私营。这个改革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是餐饮业。古巴政府规定私人可以开餐馆，但只能在自家厨房，不得雇工。但对于华裔，则允许他们有租用店面和雇佣劳工的权利。哈瓦那原中国城地区渐渐出现很多由华人承包甚至拥有的餐馆，形成了一条中国街，和周围破败的市容街景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古巴的经济改革已经远远突破这个界限了。但在当年，华裔确实一度是享有特权的经济改革的先锋和受惠者，在古巴社会中很惹眼。华裔受命经济改革的特权其实来源于古巴体制对华裔社群阶级身份的认知：因为他们过去主要从事蔬菜种植、餐饮业和其他一些被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认为是“小生产”的行业，是小资产阶级族群，按照列宁的说法具有天然的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在革命年代是革命对象，在改革年代则成了试点对象，让他们试点改革，也可以把改革范围在总人口中限制起来，在社会上隔离起来。
邵黄将军在回顾改革的过程时说：所谓蔬菜农场的成功没有什么可稀罕的，“简单来说，它不过就是小生产农业罢了。全世界都不会为此大惊小怪。”当时的情况是，明明是小生产农业，却不能用“小生产农业”这个概念，官方正式名称是“有机蔬菜种植园”或者“城市菜园”。邵黄说：“作为整体来说，在农业部和更高的领导那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农业就是要发展大规模的生产，大的企业。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是个政治禁忌。”
邵黄将军的话说明，他对改革的实质、对象和阻力是什么，非常清楚。自那以后，古巴的改革历经曲折，但一直在慢慢朝前走，尤其是劳尔2010年开始加快改革以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古巴华人社区一直处于这个趋势的潮头，后来又有一些中国人前往古巴，在那里创业。但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华人的经济商业活动来说，受体制的束缚还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