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作者: 黄盈盈 等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出版年: 2017-9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
作 者 简 介
黄盈盈，1977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现为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体、性、性感》《性社会学》《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等。
本书作者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荣誉所长潘绥铭教授，及该研究所部分毕业生。
编 辑 推 荐
说到“小姐”群体，人们最容易联想到哪些词？
觉得“小姐”道德败坏吗？但作者们在深入调查后这样说：
“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觉得“小姐”是因为走投无路吗？但有时“小姐”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虽然我告诉阿凤我是学生，不干这行，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开放’，阿凤总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干这行的，好几次她不经意间说道：‘其实，你只要涂个口红什么的，应该也会有生意的。’”（黄盈盈《“你要自甘堕落”》）
觉得“小姐”薄情寡义吗？不，她们也有情有义：
“结账的时候，她们坚持要付钱，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说：‘你是学生，你不挣钱，我们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我们自食其力。’她这句话，让我至今想起都会眼眶一热。”（王昕《疏离与亲密》）
觉得“小姐”的生活是“花前月下”吗？其实相反，是非常无聊：
“还有一点，她们的生活太狭窄，我待了几天马上就觉出来了。小姐最大的苦恼，当然是被压迫被欺负；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太无聊。……没事干，客人随时可能来，小姐又得在那坐着，无聊，真的无聊。时间一长，那小姐是呆呆的，呆若木鸡这词真是太形象了，就那么呆呆地待着。”（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又或者，觉得“小姐”是弱势群体吗？若换成她们的视角看，也不一定：
“之前我一直以为她们是弱势群体，她们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压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会中；同时，还要承担各类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刚入田野时，我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群人；但当我真正进入田野后才明白，在这里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若没有小姐的帮忙，我在这里寸步难行。”（张楠《透过酒杯的霓虹》）
所以这本书看完，你会发现，“小姐”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就连她们的冷漠、刻薄、谎言乃至敌意，通过作者们的笔端写出，也变成可以理解的了。而这首先是因为，作者自己跨越了与边缘群体之间的隔阂，他们站在对方的视角上，将心比心地感受对方的处境与情感，直至打通。所以他们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穿透力，仿佛直接将读者带到现场，与边缘群体相识相知。
作者们是一群社会学家，他们用充满情感的文字写下这本书，同时对过滤掉“人”之丰富性的社会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所以也具有突破性学术贡献。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学家呢？他们带着问题走入待考察的“田野”，就像陌生人去往异乡，然后他们融入田野，为我们呈现一个活生生的田野本身。所以真正的田野，是社会学家与调查对象并肩存在的场所，仿佛田野以社会学家为试炼场，通过他们的工作消解群体之间的隔阂。这是关乎世间所有人的工作。
试 读
"你要自甘堕落"：记小姐研究中的朋友们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题记：我很幸运选择了性研究的道路，很幸运这一路上碰到这些没学历却高智慧，没学科专业知识却极具生活常识的朋友们。
我从1999年开始踏上"红灯区"的研究之路。至今，在大江南北十多个"红灯区"蹲过点。15年来，不管是学院内，还是学院外，不管是研究还是行动，多多少少跟"红灯区"脱离不了干系。我的学术生涯与生活，受益于"红灯区"。
这一路上，有很多朋友帮过我的忙。她们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论方法》一书里面，有个别人，出现在我的讲座里面。但是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故事、更多的交情、更多的感激，在我所呈现的研究中，缺席却在场。她们，或许更合适出现在田野野史中；她们的只言片语，或许更适合在琐碎的日常故事中被叙述；与她们的友谊，也或许更适合在更为感性的杂记中留下笔痕。她们，长在我的心中。
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篇几乎没有引文与查证，不循逻辑与八股，靠记忆写成的流水账；只是，在这笔流水账里，我希望记下的不仅仅是我的感激，我希望在家长里短的唠嗑里，还有些方法学的味道。
阿严："你要自甘堕落"
我很幸运，认识阿严。这个被我笑称为"中国第一大鸡头"的香港人，也是我尊称为严老师、昵称为阿严的忘年交。阿严是我"红灯区"研究的学院外领路人，她的两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在聊及我的个人婚恋时，阿严惊讶道："潘绥铭的学生还要考虑结婚问题？"至此，我开始了对"婚姻"的反常规思考。次日，在把我孤零零地放到"红灯区"离开时，望着我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恋恋不舍的眼睛，她操着浓重的"港普"，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自甘堕落。"如果说第一句话实属巧合，并且多少年来成为我和她——两代资深剩女之间的戏谑笑谈；那么第二句话则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治学与做人，至今感激。
我和阿严年龄相差两轮。我们的交情始于1999年。放寒假前的一天，导师把我叫过去，很慎重地跟我说："香港紫藤（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组织）想了解深圳的'红灯区'情况，看是否能在深圳开展针对小姐的服务工作，你愿意去吗？一个人。"怀着紧张、猎奇及兴奋的复杂心情（后来，在师妹们和学生们脸上，我还能经常看到早年自己的这份心情），我到了深圳。来接机的正是阿严。根据导师的描述，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个子超矮的小女生，恰逢我穿了高跟鞋，我俩几次错身而过，愣是半天没对上号。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没那么矮啊？（主要是她没比我高。）紧接着就是：下回就不能坐飞机来了，太贵了。（注：紫藤负担我的路费和食宿，后来知道，她们的经费来之不易，都是一块钱掰成两半来花；这也使得后面我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钱，除了嚷嚷就不干实事的某些国际项目非常不齿。）
第一天，阿严带我认识了阿凤姐。她们俩是在香港的监狱认识的。当时，阿凤姐去香港做小姐（加上非法外劳的身份），被抓了；阿严所在的紫藤帮助她们打官司，就这样，在探监的时候认识了。阿凤姐原来在深圳当幼儿园老师，一个老板类的人物看上了她并包了她，后来被甩了就开始在夜总会做了小姐。再后来认识了一个香港人，结了婚，现在住在深圳著名的"二奶村"一带。记得我当时因为好奇，问过阿严，阿凤姐的老公是否知道阿凤的经历，阿严说，应该知道，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当天，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注：出租车司机是很好的知情人；虽然对于三个女人问"红灯区"的事情有点诧异，但是师傅自己马上就给出了解释：你们这是要去开衣服店吧），阿凤姐带着我们到城市周边有名的"红灯区"先转悠转悠，开始学名称为"踩点"的工作。在踩了四五个点之后，我们选择了我生平第一个"红灯区"田野点。根据阿严和阿凤姐的经验，那一带大街上站着的很多姑娘就是小姐，而且那个村地方不大，有比较现代化的农民楼房间出租，看上去也不是特别乱。综合各方考虑，她们俩拍板决定我接下来的这个月就待这儿了。当然，我当时两眼一摸黑，除了读过《存在与荒谬》（完整版），对这行当没有任何感性认识。所以，我看不出这一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看不出那些姑娘是不是小姐。（注：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能根据外表来判断谁是小姐，就如同性恋，我也不能看出来，至少不一定能。小姐本身仅仅是一个角色，对应于某种情境；但是在对应的某些情境中，我倒是会根据一些行头和习惯性表演来进行推测，这也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安家工作非常顺利。当天下午我们便在一个新盖的农民楼里租到了一个单间502，给房东老太太交了500元月租，里面什么都没有。下楼买了一床垫、一枕头、一被子、一热得快、一水桶，便是我全部家当了。刚开始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挺凄凉的。（后来才知道，对于"田野"来说，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很好的了。）
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两个细节：当我很仔细地查看门闩时，阿凤姐笑着说，一般没什么关系的，晚上早点回来，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神态略带戏谑——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学生。想想也是，同为女人，虽然阿凤长我几岁，但是人家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而我呢？
下楼的时候，阿严认为一楼闭着大门、开着后门的店面就是发廊，愣是探进去头，对着几个正在吃饭的小姑娘和一个挑染着黄头发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是妈咪），指着我说：这个是我亲戚，住在你们楼上，以后请多照顾啊。留下我一脸的不好意思，以及姑娘们一脸的惊愕。后来证明阿严是火眼金睛，楼下那个就是发廊，有一帮子在我看来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漂亮的东北姑娘。而且那个楼里就住着很多小姐，且楼下不同方位都有发廊，只是因为当时严打（要过大年了），所以门脸都暂时关着。
可以说，她们帮我找了一个极好的落脚点。我后来特别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住在"红灯区"里面，而没有住到深圳的一个朋友家去。虽然，生活条件差远了，但是对于田野来说，入住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便于交朋友，更主要的是能更切实地感受到那种氛围，尤其是心理氛围；用方法学的术语来说，不仅有助于观察、访谈，更有助于感受与体验。
在那样一种近乎封闭的情境之中，我感受着小姐们没有客人时的无聊，感受着小姐们发廊内外、上班下班时空转化中的日常生活，感受着小姐们的喜怒哀乐，也感受着在焦虑与充实之间徘徊的自己。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初没能"进入"她们圈子的那份焦虑；记得戴大檐帽的人经过时，跟小姐们一起一哄而散、四处逃窜的恐惧；记得自己在百无聊赖时经常光顾的卖盗版小说的地摊（我老家书架上还放着5块钱买的那本厚厚的池莉文集。这种无聊感太强烈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两位朋友要到湖南某处的"红灯区"做研究，要我传授点经验，我脱口而出：经验没有，记得多带几本小说，有时候很无聊；博来朋友一顿耻笑：我们有电脑，我们是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也只有在这种心理上与外界隔离的情境中，也只有这种现场感，使得我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这些女孩子"为什么可以做小姐"（大部分人所好奇的问题，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更能切身地感受她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阿严就回香港了。临走前，在路口，阿严对我说了那句："你要自甘堕落。"香港人的普通话有点语不达意，作为一个研究生一年级的稚嫩女生，乍听这话多少有点掉下巴。但是，我现在却不仅仅用这句话时刻提醒自己，也会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们说：自甘堕落，放低自己的身板，别以为你是名牌学校的，就瞧不上别人（尤其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这是一种学术与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
从陆陆续续的交谈中，我知道阿严告诫我这句话是有缘由的。这首先跟她自己的经历有关。作为打小在香港当工人，并开始工运经历的人，阿严很了解在底层打拼者的艰辛与尊严，也了解权利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创立"紫藤"的意图如果说最初还在于给姐姐们（她们对小姐的称呼）提供一些帮助与服务的话，那么长远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姐姐们自己行动起来。"紫藤"这个名称，除了机构需要一个名称注册之外（阿严的谦虚说法），重要意涵即在于她生命力的顽强，她们"默默地生长着，却鲜为人知道"。
阿严是做实事的，紫藤是阿严和员工们一条街一条街站出来的。阿严对于那种高高在上的善意关怀非常反感，认为那样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感。"活着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是紫藤一直强调的，是阿严极力推动的，也是后来在面对别人，尤其是若干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动辄斥责这些小姐们出卖女性尊严的时候，我经常会忍不住跳起来破口大骂的理由。（据说，在一次在我们主场的研讨班上，我把一位女性主义研究者当场骂哭了。我当时大概是骂过瘾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骂完了摔门而出——当然，在场的平时经常被他人骂的那些人很是开心，感觉在那种气场中，主流与边缘的权力反转了。我后来想，我们做这样的研究，办这样的研讨班或者讨论会，主旨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责难或质疑的要宣扬性/别少数人群的优势，或者鼓励大家都成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想创造更多的反转权力、挑战性/别霸权的气场罢了，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某些被忽视，甚至被践踏的人活着的尊严罢了。）
阿严在某些方面非常严厉，甚至于苛刻。我清楚地记得，在紫藤的一个纪录片里面，阿严训导试图劝小姐改行、劝小姐别吸毒的员工：人家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你去拯救，要你去告诉人家怎么活？对于自己一手创立的紫藤，对于曾经冒着被"良民"们扔鸡蛋的风险创立的紫藤，对于靠无数次一起站街而赢得姐姐们信任的紫藤，她觉得如果真干不下去了，如果接下来的员工没有热情、信念与能力继续发展的话，就关门。这种放得下的心态，让我吃惊，更多的是让我钦佩。
对于国际、国内那些为了资金，甚至是为了私利而忘了自己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之宗旨的那些组织，阿严毫不客气。阿严也反对员工一味地感情用事，伤感于某位小姐的悲惨故事，或忧心于"严打"期间小姐没有生意，或者没有目的地天天去做外展，而没有全局和远景的布局。阿严会经常鼓励员工继续学习，多参加学术界的一些活动，时不时地告诫她的员工们不能盲目做事，要学会总结、反思、提炼，制定长远的目标。她的批判性思维和远见总是能刺激她的工作人员，也刺激我往前走一步。
尽管严厉，圈里人对于这个跟"女人味"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女人却都很佩服。小学没毕业，却自学英语，能用英语授课，熟悉有关性工作者的国际语境与各方争论。没有受过专业的社工训练，却经常被请去大学给学生讲授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在艾滋病防治如火如荼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需要威逼利诱地招来小姐们参加培训，而有阿严在场的培训，现场气氛却非常火爆。对于国内针对小姐的艾滋病培训项目，阿严的理论是：不讲性技巧，不能让小姐们生意更好的培训，怎么会吸引人？前几天，当一个小姐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她们的工作如何以小姐们的需求为基础时，阿严的反应又让我反思"什么是需求"："我们"去了解"她们"的需求？拜托，是共同参与讨论。
我和阿严见面不多，见了面吐槽不少。我们俩对于那些依赖艾滋病项目成立，对上不对下的同伴教育小组；对于那些仅仅跟随国际组织的步伐致力于在国际上倡导、发声，而不扎根于本地社区的做法；对于某些不接地气却跩不拉几的国际组织，都颇有微词。前几天，我俩又开始吐槽草根社区日益严重的身份政治问题。跟阿严吐槽，不管是吐政府的槽，还是社群的槽，都不用担心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我经常怀念我们一起吐槽的时光，特别交心。一度，几个共同朋友说，我骂人的架势感觉就像是阿严附体了。
我坚信，阿严的名字，一定会被写入中国性工作者的历史。
阿严的工作虽然立足于香港，但是她的视野，老早就已经在"社会流动"的框架下扩展到了大陆以及国门之外。跟我自己的经历重叠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阿严就试图在大陆支持一些小姐的草根组织，努力了二十来年，目前终于有六七个真正的草根组织建立起来了，虽然举步维艰，至少目前还存在。虽然，对于偌大的中国，对于二十来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六七个"是多么可怜的数字，以至于很多国外的学者、活动家都认为不可能，以为我在骗他们，或者以为我不懂行情。
在一次交流会议上，全球基金的官员认为他们至少支持了300多个性工作者草根组织，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我依然强调了"六七个"（据说把全球基金的人气了个半死）。我和阿严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性工作者"草根组织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否以权益（而不仅仅是艾滋病性病）为导向；二，是否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是依附于官方或者依附于项目而存在）。事实证明，在大量的国际艾滋病项目撤出中国之后，大多数的草根组织也随之湮灭。对于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之下生存了五年以上的这六七个以性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群的草根组织，对于它们的前景，我和阿严也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我们俩还是有一个共识，多少都觉得跟十多年前比，不管是社会态度，还是草根的工作，还是好多了。也正是参与并见证了这点有限的成果，使得我们有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
不少人可能觉得阿严比较凶，不易接近，却不知她体贴人的一面。每次见面，阿严都会给我带巧克力，丝毫不顾及我宣称要减肥的心情。我们俩策划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落实的一件事情是，做老小姐们的口述史研究。按照阿严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小姐至少经历了三代人。小姐的代际交替，性产业的变迁，既嵌入在时代变迁之中，也是构成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几年前，当她认识的一位60多岁的小姐病逝之后，我们都感到口述史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也将是我"有待完成"的一项重要研究工程。
几天前，在阿严幕后策划的"社会工作与性"的研讨会上，我们俩又碰面了，八卦之余，当我说："严老师，我给你做一个口述史吧。"她笑着连连摇头："我不要，我又没有什么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