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云：“国家之败，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贪污自古以来为人诟病。可以说中国的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兴亡都与贪污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其实，我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政权也运用了多种手段和方法，来解决贪污问题。
由李长喜主编的《养廉洁》一书，系统归纳和阐述了我国古代廉政观，收录了众多清廉为官的经典古训和历史上的反贪腐故事。在如今反腐倡廉的大形势下，有助于党政干部以古为鉴，养廉正身。
贪污有害，尽人皆知，但人们皆以为贪污只是财富侵吞。其实贪污最大的危害在于其会使一个组织，甚至一个社会的良知判断被功利判断所取代，凡事皆以功利驱动，失去判定是非的能力，正所谓“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是非裁定是一个政权的压舱石，政权一旦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离覆亡就不远了。故韩非子大声警告：“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贿赂之败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历代帝王对此更是洞若观火。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便提出“将廉为本”，以廉作为考察官府政绩的要点。唐太宗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清雍正帝也有：“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
从贪污产生来说，奢靡生活的诱惑是导致其突破情理法制约的拉力，而贫困潦倒的恐吓是促使其孤注一掷的推力。两者均可以对欲望的放大产生直接作用，是造成贪污的直接原因。一般规律是建国之初，风气简朴，贪污现象较少，政治亦清明；中期渐奢，贪污行为骤升，政治渐衰；晚期基本上从上到下都处在穷奢极欲的状态，政治昏聩。
纵观历史，为了解决贪污，古代社会的各个政权运用了多种手段和方法，从古至今不外乎以下“四板斧”：
1以法治国
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惩贪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惩治贪污有法可依，而且内容不断细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我国古代最早的律法由舜时代的皋陶所造。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污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以后历代法典中，贪污也都是重罪，且不断细化。如在唐朝，枉法赃十五匹，就判处绞刑。明清律还规定了事后受财、“家人求索”“计赃科罪”等细目。清朝的《钦定台规》，是一部十分详备的监察法，这是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从《禹刑》《汤刑》《法经》《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到《大清律例》，古代社会法网之严密、惩罚原则之清晰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明代社会法制建设更是集古今之大成，号称“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本朝者”。明太祖汲取《唐律》的精华，“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亲自修改制定了《大明律》。《明史》说：“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明律废除自魏晋以来完备于唐律的“官当、减赎及荫法”，对官吏犯罪实行“重罪加重”原则，明确官吏现任现役者为赃罪主体之首。
在法制教育方面，明王朝也很下功夫，例如，号称具有抵罪功能的《明大诰》（包括《大诰》等四部分）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律文献，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惩治赃罪的重视和官吏犯赃不恕不赦的态度。明初朱元璋将《大诰》等作为天下臣民的法制教材。但一百年之后，号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的御制圣书《大诰》在民间竟已踪迹难寻。面对着一波又一波贪污巨浪，无论是《大明律》还是《大诰》，竟形同虚设，无力阻挡。看来光有法是不够的，关键是人的素质。因为法网再严密，也要靠人执行。另外，道既非天道，法必是贪污之法。以致贪之法去贪，其与“牧”贪何异？
2德化教育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的成员，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使之效忠。此类“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经学教育、礼义纲常教育、道德楷模教育和修身教育。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教化作用，力图通过思想上的统一强化臣子对皇权的忠诚。但教化首先要富民，富民就必须改道。孔子最早就意识到富裕而后教化的问题，但孔子的“民”有限定，并非指全体社会成员，故其效果不彰。
因此，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很重视教化的作用，也确有人做到了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悬鱼太守”羊续、“一钱太守”刘宠、“悬丝尚书”山涛、“风月尚书”徐勉、“五代清郎”袁律修、“二不尚书”范景文、“半鸭知县”于成龙、“苦行老僧”陈滨、“三汤道台”汤斌和“江南第一清官”张伯行等，但总的来说成效有限。故贾谊说：“‘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
3高薪养廉
儒家的学说并不错，可惜脱离了实际。饿着肚子谈道德的很多人都认为贪污与俸禄低薄有关。南宋理学家蔡沈说过：“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后可责其为善。廪禄不继，衣食不给，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明代丘浚也认为：“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夫衣食缺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但低俸禄并非是贪污的起因，因为俸禄仅是社会基本分配制度中的一个局部，其高与低均不能改变社会整体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更何况，低薪制本身还是驭人术的一部分。因此，对俸禄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贪污问题。
4杀头
“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朱元璋也是如此。他在《明大诰》中大肆渲染族诛、凌迟、枭首、刖足、阉割等酷刑。为了让贪官触目惊心，牢记前车之鉴，野史传说朱元璋甚至还用了剥皮实草之法。但其结果都事与愿违。“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面对着“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的贪污浪潮，朱元璋发出了“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宵昼不遑宁处，无可奈何”的感叹，他始终搞不明白：“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仍然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无独有偶，三百多年后，当清高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时也是本着“斧锧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的古训大开杀戒，但也未能阻止贪官们前仆后继。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君主。从天子到百姓，全社会皆成貔貅，只积不散，最后热病发作。据估算，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竟达2.5亿两之多！整个国家犹如庾信在《枯树赋》中描述的那棵大树，虽然看上去还婆娑曼妙，但“生意尽矣”！
清人薛福成在评论乾隆年间的贪污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乾隆时的内阁大学士陈弘谋在总结治吏经验时也曾感慨地说：“夫防之愈严，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爱之意愈微。”“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单从这一点看，无论是当年明思宗的“诸臣误朕”的怨恨，还是清高宗那个“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无奈，实际上都是我国古代社会反贪史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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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洁》
李长喜 主编 温克 编著
人民出版社
2017年02月
责编 宫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