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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2017-10-18 14:24:00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作者:

  本文摘自《回望》第一章 金宇澄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定价:49元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父亲(二十八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二十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Эй ухнем,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籍,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 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 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一九七八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我父母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旧书,曾经被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私人书橱里取出、装入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旋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失去了预期的喜悦,他意兴阑珊,没有取回超过原值的书,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贵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从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读物,即使这样,以后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窥见零星的藏书印、私人笔迹、剪报,甚至某一页夹有的一丝头发,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盖“墨海”双框白文印,扉页上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

  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

  王坚强65.3补记

  没有此人更多的信息。

  王坚强,这个人在还是死了?父亲说。

  三十年前红纸墨笔的领袖语录,早已经不知去向,书橱中缺失不少内容,增加了《盐铁论》等“文革”重版“儒法斗争”读本。当年打扫厕所的无数个夜晚,他是在静读这一类新版古籍中度过的。到一九八二年,整叠读书笔记被他包了牛皮纸,贴一标签“《扫闲堂笔记》”束之高阁。以后,橱里摆有他和我母亲从西安、昆明、桂林带回的小纪念品,我曾给他一块火山石,

  他也贴一小纸“1988 .8.1,长白山”(我登山之日), 放在一起。

  橱里一直摆有他和我母亲的合影。

  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

  其实在拍摄此照的岁月里,父亲奉命回苏北根据地接受审查,母亲在复旦上大二,不知听了哪个同学的话,想去北方革命,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赶到北火车站,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

  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寒冷的雨雪即将来临之时,父亲辗转不能入眠,狱中旧伤仍然隐隐作痛;母亲一直是热心的报刊读者和离休组织开会对象。他们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

  有一天早晨,父亲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后来对母亲说,今天不吃菜了。母亲没听清,去到厨房后发现,

  父亲已把豌豆苗装到黑袋子中,丢进了十二层的垃圾通道,无法找回,摘剩的枝梗盛在塑料篮子中……母亲说不出话来,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所触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了好长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的人员,因某件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写一页无信封的内文。父亲一直不知道这小楼的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 弄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我家只两站路。我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了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一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

  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交代材料。

  有一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的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罗宋面包,豆沙面包……”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的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活动半径,亲切的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 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

  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亲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

  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手头有一部缩字本的《廿四史》,他每天用放大镜看这些细小的印刷体。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某一年冬季,父亲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年某同学的小儿子。同学于一九六六年死于非命,如今见了晚辈,父亲非常喜悦。

  客人是外地中学教员,瘦弱,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典型白面书生,因为来沪出差,萌生了探望前辈的想法,带来一本回忆集,收有我父亲的文章,父亲住址,是他按书中介绍的作者单位打听来的,很不容易。

  我父母都很高兴,招待这位远方的“外侄”。

  年轻人儒雅有礼,话音不高,母亲听不太清楚,只是对我说,父亲那天饮了不少酒,讲了不少有关过去的那种动情的话,从没见他这么高兴和激动过。

  父亲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了解长辈历史的青年,观点很有见地,做中学教师有点委屈了。

  来客供职的中学,在某省某镇,抓教育不力,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这次他来上海,担负了联系“希望工程”的任务。

  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几个地址和单位电话号码,凭此可以去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

  就这样,两代人紧密联系在一次午饭中。下午四时,客人告辞,我父母坚持送至楼下,一再嘱咐这位青年,有暇一定再来坐,希望还能见面。

  三天后,父亲接到一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样一位外地青年教员,对老一辈人的往事,来人极其熟悉。父亲哑然,之后整个下午,他按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均表示没见过这个小镇教员,更无人联系“希望工程”之事。

  这位儒雅的白面书生,去到哪里了?

  事后我母亲说,那天临走时,年轻人说回乡没有车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

  这事渐渐使我们不安。

  我大哥希望,父母到外地休养一段日子,或考虑就此和儿子住,至少不会再冒冒失失,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钱是小事,出其他问题就麻烦了,你们都不能出事。是否要报案?请派出所分析一下?父亲那天开出的电话和地址,也要赶紧一一通知到对方。

  父亲那天没说什么话,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他,等他说话,提供什么线索。

  “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父亲最后说。

  他的判断或许是对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新事发生。

  只是从此后,他再不提这件往事了,再不提这个青年。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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