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日本与美国为代表的部分“二战”战胜国签署《旧金山和约》，美国竟然同意对日军1941年以前的罪行不予追究，而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
1964年—1973年，随着越战的升级，美国轰炸老挝境内的石缸平原，疯狂投下二百万吨的炸弹。时至今日，大量未引爆的炸弹仍然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1989年，美国为保住在巴拿马运河的既得利益，发动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行动代号“正义使命”。期间，大约3500人遭到杀害。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公务人员保护协议”，授权总统可以在有美国人受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时，以武力入侵荷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及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已经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5000万到5500万人死亡。
……
我们这个世界依然满目疮痍、强权横行;不停地有人死去，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号下惨遭屠戮。而参与其中的力量几乎都来自于欧洲“旧大陆”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那个强大而残酷的后裔——美国。
从越南战场和印度尼西亚的屠杀，到几经战火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再到遭到北约轰炸的南联盟和利比亚，诺姆•乔姆斯基和安德烈·弗尔切克两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讲述了他们亲眼见证过的苦难与暴行;并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美国的全球霸权，揭露了它与数十年来世界上丛生的战火、屠杀、暴乱、贫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自由之名》展示的是国际政治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是人类不能忘却的记忆，以及无数公共知识分子、战地记者和人道工作者的事业与忧患。作者以此警醒我们：不能空怀着同情和愤怒，等待着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更不能因此闭上眼睛;人们需要以主动的姿态应对这个世界流血的真相，让曾经沉默的大多数，面对虚伪的自由与正义，发出反抗的怒吼。
本书是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与战地记者、制片人安德烈•弗尔切克的世纪对话，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为世界带来的冲击与破坏。本书涵盖他们对于当代主要政治事件的深入反思，让我们得以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观察这个依然满目疮痍、强权横行的世界。呼吁读者洞悉世界政治的真相，并且批判性地思考世界秩序的现状与未来。
索马里海盗、轰炸利比亚、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用顶尖公共知识分子和战地记者的视角和责任，带你亲历政治灾难与变革发生的地方。
“我感觉，乔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尔切克去过任何地方，”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理查德•福尔克如是说。
本书为你描绘一幅详尽的国际政治地图。西非、南美、东南亚、东欧、中东……这些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发生什么?两位作者作为终日为人道事业奔走的活动家，将带你触摸当地人们的苦难与希望，将点亮你的认知地图上的黑暗区。
该书引起了各国读者的激辩。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惨剧和阴谋?谁来负责?跨国资本和军事强权在国际上恣意妄为，我们拥有怎样的反抗力量?
【基本信息】
书名：《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乔姆斯基论美国》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封山对谈录，一本让你看懂世界秩序和真实美国的震撼力作。以自由之名，美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历史，直面民主的阴暗面，追问人类苦难的根源，深度分析世界格局的未来趋势)
原书名：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作者：[美] 诺姆·乔姆斯基、[美] 安德烈·弗尔切克
译者：宣栋彪
书名原文: On Western
Terrorism: From Hiroshima to Drone Warfare
定价：38.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作者简介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社会批评家、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在世作者。他在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传媒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学术上，他的理论曾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引发认知革命。在政治上，他多次被称为当代英雄，很多边缘民族和群体的政治运动，都得到过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与影响力的支持。杰出政治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乔姆斯基是“不公正势力与谬见的最重要的挑战者之一”。他的主要语言学著作有《句法结构》《语言与心智》，而社会影响力更广的是他的政治和媒体研究著作，例如《制造共识》《霸权还是生存》《理解权力》《失败的国家》等。
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é Vltchek)
作家、记者、制片人。作为一个专注调查报道西方帝国主义和军事扩张的记者，他的足迹遍布所有大洲，追逐世界上丛生的暴力事件和战火。他亲眼见证了波黑战争、秘鲁的毒品战、卢旺达大屠杀、老挝内战等形形色色的人道危机，还在东帝汶受到过拷打。他出版了10本书，录制了多部纪录片，致力于记录那些发生在全球各处“被遗忘的国家与民族”身上的人道危机，并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回应。他的影片作品包括书中提到的《卢旺达式的开局》《被遗忘的：一个国家的分裂》，以及《飞往达达阿布》(一部反映索马里难民生活的纪录片)、《图梅尼》(一部探访肯尼亚瘟疫区的纪录片)等。
媒体评论
阅读乔姆斯基总是发人深省、富有教益的，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也许他是这个星球上听众最广的国际政治之声。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以自由之名》非常有用、简单明了，介绍了作者的世界视野。乔姆斯基和弗尔切克对西方犯下的战争罪行非常熟悉，这本书将给那些不那么了解这些事的人打一剂“预防针”。
——凯文•巴雷特(Kevin Barrett)，政治活动家、伊斯兰问题专家
谈话旋风般席卷了二战后西方帝国主义和先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以及在中国和拉美正在发生的变革。明晰、广博、有胆识。乔姆斯基与弗尔切克无所畏惧，准确诊断了世界的积弱，揭露了现代资本强权深藏不漏的卑鄙手腕。
——约翰•格林(John Green)，作家、制片人
读完此书，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乔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尔切克去过一切地方、做过所有事情”。……我们所关心的事与真正值得关注的事之间的鸿沟，将由这本书来填补。
——理查德•安德森•福尔克(Richard
Anderson Falk)，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学教授
【文摘】
序言
一、
这位和我讨论这个世界的状况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们时代被最广为引用的人”或“一位与无数弱者遭受的掠夺英勇斗争的战士”。但他是不会接受这些溢美之词和豪言壮语的。
对我而言，诺姆•乔姆斯基也是一个钟爱玫瑰和上等红酒的人;他在述说历史和那些在他生命中经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是热情而亲切的;他是一个善于提问并认真倾听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一个充满关怀的人类的一员和一个可亲的朋友。
在诺姆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伯特兰•罗素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话：“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出于某些原因，每当我想起这句话时，我总感到它就是诺姆说的。可能是因为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我可以看到，这句话似乎就代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
二、
当诺姆不知疲倦地旅行，拜访那些需要他关注和支持的地方和人民的时候，在某一时刻，我也决定回到我的战地工作中去，回到那些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针对无数人的灭绝行为不断出现的冲突之地上去。
不停地有人在死去;人们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号下遭受屠戮。我通过写作、电影和照片见证了太多恐怖的发生和生命的破碎，描述这些事件非常困难，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为了去了解和理解这一切，并为这些“边缘地带”提供证词，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这么做。在这个时代，这种记录太稀缺了。
这些事件导致了全世界无数人类的苦难，其中的绝大多数关乎贪婪，关乎统治与控制的欲望。而后者又几乎都来自于“旧大陆”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那个强大而残酷的后裔。你可以给这个根源冠以很多种称谓：殖民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者企业的贪婪。但是，名称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痛苦。
我对诺姆的工作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但我从未想过要步其后尘。我想要做的是对他的工作进行补充。当他站在知识界和社会活动的前线的时候，我则试着从战地前线和“犯罪现场”收集口述和影像的证据。
就他一直所致力的工作而言，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 在取得的效果上也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再对诺姆•乔姆斯基所做的如此出色的工作加以复述和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去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乌干达、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大洋洲和其他众多成为西方资本实施或策划的掠夺、蹂躏以及残杀的对象的地方。我尝试独立地去阐释他所说的和所描述的对象。
多年以来，诺姆和我交换并比较各自的意见。这项工作有时候进展快速，有时候则会出现很长时间的中止，但最后总是能努力得以完成。我认为，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是同一种使命：民族自决的权利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我们也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所有事物做斗争。
我们从来没有宣称过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对我们的活动做任何的定义。对诺姆来说，与不公正做斗争似乎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对我来说，与他共事并在他的结论的启迪下进行拍摄和报道，不仅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也是一次伟大的探险。
三、
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无数残酷的冲突、侵略和战争以后，我确信，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西方出于地缘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利益所策划和煽动的。但有关这些残酷的事件以及那些殖民帝国毫无顾忌地残杀人类的“信息”，却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诞的地步。
乔治•奥威尔把除了欧洲、美国和一部分亚洲国家之外的人称为“非人”(“un-people”)，诺姆同样喜欢反讽地使用这一表述。但更加仔细地加以审视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中的大多数正是这数十亿的“非人”。
我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和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是不相符的。失败的封建主义国家被誉为“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压迫人民的宗教政权被描述成是“宽容”和“温和”的。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和社会本位主义的国家则被不断地妖魔化，他们本土的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模式遭到诽谤中伤，被描绘得晦暗无光。
伦敦和华盛顿聪明的宣传者要确保“保护”全世界的公众不受“不愉快的真相”的干扰。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受到人为的操纵。它们和大批量生产的汽车和智能手机一样，通过广告和宣传被推向市场进行兜售。
诺姆已经写了几本书，其中也涉及大众传媒在宣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这对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被控制和统治的至关重要。我也写了无数的报道，用例子说明西方大国及其机构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操控的，也多次尝试回答像宣传以及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这些问题。
西方的错误信息常常清楚地指向那些拒绝遵从西方指令的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厄立特里亚、中国、伊朗、津巴布韦和俄罗斯;另一方面，西方却美化那些代表西方利益去蹂躏其邻国或是掠夺自己穷苦人民的国家。
恐惧和虚无主义已经蔓延全球。西方似乎是这个世界无所不能的主人，人们害怕成为西方的目标，害怕受到西方的“惩罚”，害怕被贴上标签、打上标记或者遭到冷落。
来自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宣传者在这种虚无主义的传播中帮了忙。忠诚的宣传员受到雇佣，宣传这种虚无主义，他们受命与所有形式和来自世界所有角落的所有进步和独立的思想和理念作斗争。乐观主义、热情和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所有梦想都受到攻击、中伤、怀疑或至少是嘲弄。
四、
我时常感到绝望，但从来没有准备放弃战斗。形势如此危急，个人的疲惫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在我周游世界，夜以继日地拍摄影片和写作时，我常常会想起诺姆。他是我所知最镇定，在知识和道德上最可靠的人。他挺身而出，骄傲地直面帝国主义“坦克”的勇气鼓舞和启迪着我。在某一时刻，我感到一种热切的愿望，希望与他并肩作战。我希望通过谈话的方式，总结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不安状况。
……
在麻省理工大学两天多的时间里，我们讨论了西方国家对不计其数的屠杀以及他们在几个世纪里传播到全世界的恐怖应承担的责任。尽管这是个痛苦而尖锐的话题，但我们的谈话进展得非常流畅和顺利。
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对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的情况，诺姆似乎比我更为乐观。而且，与我不同，他似乎确信西方终于正在失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但在所有的根本的价值观上，我们是相同的。在这场讨论中，两个亲密的盟友团结在了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旗帜下。
我们谈话的主题有很多：从广岛原子弹到无人机战争，从早期殖民主义到西方宣传机构使用的现代手段。这次谈话也把我们带回到纽约的百老汇和72号大街交叉口的书报摊;还把我们带到尼加拉瓜和古巴、中国、智利和伊斯坦布尔，带到这许许多多对我们而言无比亲切的地方。
我以我所做的一个计算开始了我们的讨论。据我计算，“二战”结束后，大约5500万人直接死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数以亿计的人则间接地遭到屠杀。在讨论的结尾，诺姆表示，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选择：行动起来，或者袖手旁观。
五、
对话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环游世界，为影片和书收集视频和照片。我想要阐述我们所表达的，我想要让观众和读者不仅通过我们的文字，而且也通过影像参与进来。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与开罗和塞得港(Port Said)的埃及革命者一同分享希望和梦想，也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上与德鲁兹派(Deruz)居民共同感受失望和沮丧。此外，我还在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几个冲突地区进行拍摄。
诺姆说的是对的：要放弃并宣称我们无能为力是很容易的。对着电视机大喊我们的斗争失败了是很容易的。但世界不会因此改变一丝一毫。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荣，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改变。我们的选择是：为了实现实质性的变化而努力工作，为了那些变化的到来而奋斗。虽然它的难度更大，但回报也更为丰厚。
这场将工作与斗争合二为一的旅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们所做的不是牺牲，而是欢愉和享受。到我们的谈话开始为止，我与诺姆相交已经超过了15年。与他相遇、共事并直接受到他的指导，我感到荣幸之至。
我们分别后，生活一次次地将我抛掷到战场和冲突地带。我常想起诺姆，想起我们之间的对话，并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向他寻求帮助。当我面对困境时，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回忆那句悬挂在诺姆办公室里的座右铭：“三种简单却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无法抑制的同情。”
安德烈·弗尔切克
于马来西亚 哥达基纳巴卢(Kota
Kimabalu)
2013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