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缘起，与冯骥才先生有关。他说，古村落已经处于最危急的状态：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一个古村落就像一本大书，最恐怖的是，我们还来不及打开这本书，它就已经消失了。冯先生说的古村落的危急状况却让我难以释怀。终于有了机会，我开始了一个济南古村落项目的踏查。
两年半的时间，85个村落的调查，越到后期，感受越发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历经“土改”“文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大潮，留存在乡村的老建筑已经相对较少，不少村落中的大家族，原本的高门宅院，不是被扒，就是被分割成不同的小单元，虽仍隐隐可见雍容气度，却掩不住颓败和衰老。
与此同时，勾连在建筑这一有形物质上的无形的精神传统，也在时代的凶猛浪潮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以我所调查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为例。村中有一处蔚为壮观的袭家大院，是袭家第十七代孙袭肇运于清朝嘉庆年间在杨官庄建造的宅院，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五个组合式四合院雍容大气。但随着家道中落，除了袭肇运长子之后一直住在第二进院落，
其他几个院落都被袭氏后人卖给了村里别的财主。
手绘古村落地图（历城区）
与老建筑的颓败同样命运的，是袭家祠堂延续数百年的“春秋之祭”。据袭氏后人保存的家谱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一位身为济南府儒学生员的袭氏后人，不仅力图恢复春秋之祭，还写下了“行会条约”，规定了祭祀祖先的贡品、过程等等内容。其详细程度可以作为明代社会风俗的一份研究样本。“行会条约”的最后写道：“圣谕族约内事理，不许分外生事，欺凌乡里，游惰失业，违者绝之，生不与祭，死不许入墓。”这份“条约”，形象说明了家族对其成员的道德约束力。如今，社会形态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人伦秩序当然不能再指望族约这样的规定了，“春秋之祭”自然也早已荡然无存。
这是物质形态和传统精神的双重失落。因此，古村落的“危急形态”，绝不仅仅体现在一些老建筑、老手艺的消失，这是一种村落文化的整体性失落，它包括与自然的和谐，对传统的皈依，以及对族群的依靠和制约。
将军庙下放牛人
我的另一个颇为鲜明的感受，是现今村落民居在审美意义上的普遍粗鄙化。往往是，你来到一个古村，古意却早已荡然无存。村民们翻盖的房子，鲜有人会考虑审美意趣。在一幢老建筑或者一处老四合院里，你一定看得到木雕的门窗或者石刻的构件，一定看得到不以实用为主要目的而诉诸审美寄托的元素，但是放眼那些改建后的房子，一概实用而粗鄙。站在这些房子前，你看不到任何审美的需求。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我在柳埠镇岳阳村看到一幢清末碉楼式民居，看到如此精美的建筑矗立在一片废墟和更大的一片粗鄙的“现代民居”中时，脑子里涌出来的，只有“废墟里的尊严”几个字。后来我还一度很想把“废墟里的尊严”当作这本书的书名。
行走村落，进家串户，我也很难见到谁家里有书。审美和书籍的缺失， 是文化断裂带来的细节呈现， 也许我们习以为常， 其实兹事体大。
当然，情况也在逐渐改变。近些年，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滋长起来的，还有众多乡村对接续“根性文化”的渴望。修撰村志的村落增多，不少断裂的家谱开始被重新修订。走访一个个古村落，你也总能在每个村子里找到一两个对本村历史如数家珍的“乡土专家”。
上文提到的章丘普集镇杨官庄袭家大院，也有新的故事发生。2002 年，袭氏后人第八次续谱，至今依然有从北京、天津到袭家大院来寻根的人。一切都证明，族人之间依然有着家族向心力，家族的荣耀依然是村人心中默默涌动的需求。
与民间找寻“根”的荣光的自发行为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官方抢救古村落的行动。2012年4月16日，国家几个部委联手，已经开始对古村落进行地毯式普查，到 2016 年，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已经评定。评定之后，国家将会拨出大额保护经费。
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我内心的忧虑依然还在。以我走访的85个古村落而言，空巢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如果空巢化的情势继续，如果一个村子不再有人居住，那么即使将这个村子像标本一样完整保留，其意义也会大打折扣。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农村空巢化的背后，其实勾连着包括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城乡户口的区别对待、城乡收入的严重不平衡、农村在经济迅猛发展中的红利缺失等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真正意义的保护古村落，不在“名录”，不在投钱将它们修建成城里人的怀旧景观，而在为乡村提供更多的资源分配，让曾经为城市的发展付出巨大代价的农村获得城市的反哺，让生活在村里的人，能有尊严地安居乐业。
千年古楷树
早在1931年到193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就曾在山东邹平搞过乡村建设运动。邹平离胶济铁路不远，离济南也不远。梁漱溟的行动很明确，第一是让农民采用新技术，这同时需要进行平民教育;第二是组织合作社，比如成立棉花营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创收;第三是组织治安自卫团。
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因为战争而离开，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了当地百姓在解放前的一段切切实实的“好日子”。
事实上，梁漱溟的“野心”要大得多，乡村运动勾连着梁漱溟对“革命”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
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 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战争阻断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村人念念不忘梁漱溟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是，在狂奔的现实中，梁漱溟想讲的“道理”，很多还是被忘记了。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曾经如此感慨：“通常，一件事情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他是对的。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2014年3月21日晚，我坐在山东大学的一间教室，听远道而来的艾恺教授演讲，那一天他感冒严重，讲得很少，也很不流畅，但我依然听得十分感动，海内外研究梁漱溟的第一人，正是这个美国人。
最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并践行新的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故乡，“抢救故乡”。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但唯其难，对乡村建设、对中国出路持之以恒地思考、实践，并且坚守，也许才显得尤为珍贵。
文昌阁
最后再说一点事关我个人的感受。我从小在浙江的一个乡村长大，1998年上大学才离开故乡到了北方。久居城市，深夜失眠时，我常常想就此逃离，回到故乡，但以我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和这些年目睹的老家变化，又觉得很难再回到村里生活。大约在十年前，网上就有人写过“故乡在沦陷”。这是漂泊的异乡客的感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远离故乡的游子重回故乡，会发现，多少年来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早已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模样，内心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已经不知何处安放。
止庵先生《月札》诗，起首四句，“时针指向十二点半 / 没有什么不放心 / 在梦与梦之间就像在城市与城市之间 / 我们醒来就是流浪者”。
我多么希望，某一天醒来，不再是一个流浪者。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排顺序，是以济南市区为中心，基本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排列。古村落的分布特点，山区为多，尤其集中于山区河流之上游， 济南东部章丘山区，
南部仲宫、 柳埠、 西营三镇， 以及西南部长清、平阴山区，古村落最为集中，而北部黄河以北，济阳、商河等地，因地处黄河冲击平原，古村落相对较少。
整体而言，济南的古村落现状不容乐观，如我所见，很多村落的老房子都已所剩无几，因此，本书所及的不少村落，在物质形态上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村落，但我依然不忍舍弃——它们的历史足够悠久，它们的故事大多平凡，但足够动人，它们不应该被轰然向前的时代遗忘。
——钱欢青 《古村落里的济南》序
作者简介
钱欢青，男，1979年生于浙江诸暨，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为济南时报副刊部副主任，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济南老建筑寻踪》《大美齐鲁》《考古济南——探寻一座城的文明坐标》《齐鲁国宝传奇》等书
古村落里的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定价：69.00元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用三年时间对济南境内的70个古村落进行了实地踏察。这其中，既有进入全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的朱家峪，也囊括了山东省第一、二批传统村落，其中还有众多不为人知的古村落。全书图文并茂，配有手绘地图线索。
作者以文化散文的笔触描摹了一段段渐行渐远的乡土记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仅仅将视阈框定在村落风貌、土木建筑，而是以温暖的人文情怀观照村落中的人、人与村落的关系、乡土文化的变迁。对济南传统文化梳理而言，《古村落里的济南》填补了空白。对于有着文化焦虑和乡愁情节的人，以及热衷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的人，本书更是一本极佳的读物。
——杨智 李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