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书法谈丛》
薛龙春 著
薛龙春教授在完成《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的博士论文后即转入明清书法篆刻史研究，十余年来，他已完成郑簠和王宠两项个案研究，而关于王铎的研究已发表论文逾三十篇，编纂《王铎年谱长编》超百万字。他的研究既得传统文献搜集、考订之长，又善于以艺术社会史的方法讨论问题，同时勤于学书，得到多位名师指授，以隶书和行草为能事。《元明书法谈丛》是他研学之余所写小品文字，书分元明两部，元代17篇，明代25篇，每部各冠以概论一篇。
鲜于枢《草书赠笔工范君用册》，33.9×12.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国内的书法史研究有个优良传统，即研究者兼习书法，它训练了书法史学者对笔墨、章法和书写工具的感受力。作者多年的书写经验使其对书写的物质性与书写活动尤为关注，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焦点。他认为明以前书家多用硬毫笔，但羊毫在明代被部分书家青睐，柔软笔毫制造的偶然趣味与新鲜感成为历史的一重推力。
王铎《行书赠汤若望诗册》，尺寸不详，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
王铎是晚明书法的一个重要节点，书中直接谈论的就有五、六题，呈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书家。王铎在诗文书画上都追求“气势雄阔”，于是他嘲笑松江派的绘画如盆景，只是小情小致，而推崇五代北宋的荆、关、董、巨的“大家体度”。书法则主张复古，喜书巨轴，极具纵横之势，如薛所蕴《观王尚书运笔歌》所述：“有时纵笔为大书，枯藤老柏横参差，崩崖耸壁互奔趋。”（《黜幽细，存粗猛》）王铎喜书“奇字”，时常借此炫博，拉着看客讲解自己书作中的“奇字”。他懂小学，编过《字牖》十七卷，试图借此来移风易俗，去黜当时流行的俗字。故在书法创作中，王铎有意参考“篆籀隶法”来写行楷书，通过视觉上的陌生感来界定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的距离（《王铎与“奇字”》）。
祝允明《行草书归田赋》，26.5×288，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书品与人品的关系自北宋以来被文人空前强调。赵孟頫因曾出仕元朝，傅山竟从其书法中看出了“贱态”。倪元璐、黄道周、王铎是同年进士，人称“三株树”，但因倪、黄殉国，论者以为二人书法有忠义之气，而王铎后来做了贰臣，王弘撰说他“略无行简”，其书法亦随之被贬低。尽管如此，赵孟頫在元明两朝影响甚巨，“是后代少有的能接绪晋唐用笔的大家”（页26）。而王铎在清初的声誉不容小觑，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以家藏王铎书作为荣（页249）。
祝允明《行草诗轴》，148.8×51.5cm，南京博物院藏
本书作者善于从纷繁的史料和作品中发现问题，借助问题展开讨论，剖析内理。透过他的“史家之眼”，每个书家、印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有喜怒哀乐，有俗事缠身，为了糊口，书家需要写字应酬，印人则东奔西走，兜售技艺。他们并非终日静坐书斋、弹琴啜茗的世外高人，尽管传记文本中的艺术家形象就是如此，但作者试图以当代的历史书写还原其本来面目。而书中所蕴含的历史关怀，似乎又是针对现实而发，如《邓文原地位日高，书学益废》、《笔、墨品牌的“树”与“毁”》，与目下的情形何其相似。
祝允明《草书曹植诗卷》，36.2×1154.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今市面流行的书法鉴赏类读物多奢谈感受而不求书学，空论形式而不明书理。书肆中虽不乏书法史专著，但兼具可读性与学术价值的普及型读物却寡见，似乎学者惯于躲进小楼写学术文章，近年学术讲座的流行或可稍补遗憾，如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专家刘涛先生的《书法谈丛》、《字里书外》等书则实为一股清新之风。本书作者有中文系的求学背景，早年做过记者，行文剪裁精当，文笔老练可读，铺叙逸事不同于编“故事会”，而能揆察历史的本相，正如后记所云：“本书读起来或许比较轻松，但并不代表笔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世风、环境、书家、书写活动及其文化没有深入的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
内容简介
作者基于对元明书法的认识和研究,以散点方式串联起一个趣味的元明书坛的观察，是属于大家小书一样深度厚度与趣味相得益彰的读物。每篇都基于翔实的研究论文的改写。文笔生动，格局新鲜有趣，评点独具只眼。
作者简介
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明清文人尺牍。著有《郑簠研究》《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等。
《元明书法谈丛》
薛龙春 著
65.00元
2017年4 月出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