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
一代考古大师吴金鼎先生系山东潍坊景芝镇万戈庄人氏,出身农耕世家,祖辈贫寒。深明大义的外祖母见其聪颖好学,慷慨资助,让年幼的吴金鼎就读于安丘德育小学、潍县广文中学,毕业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就读。1928年,吴金鼎怀着“知识救国”的宏图大志,刻苦深造,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系统攻读“人类学”。
早在齐鲁大学学习期间,他便利用休假时间,外出从事实地考察活动。1928年3月28日上午,他临时取消了去章丘县东平陵城的计划,决定到城北5里之遥的城子崖考察。上午9时,他刚到达,举目仰望,竟然有了神奇的重大发现。原来,河畔城垣横断面,有一条长达6米的截面,出现了成堆的灰土和诸多陶片,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道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地显现于眼前。
吴金鼎惊喜交加,10天之后,他邀约董作宾进行了二次复查,初步认定此处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1929年7月到10月,吴金鼎先后四次来到这里,对龙山周边十华里范围的古迹进行了详尽全面的考察,在火烧过的红土层遗址中,发现贝壳、兽骨,并寻觅到两枚骨针和五方石器,证明一片古代史迹便深藏于这片黄土层下。吴金鼎先生不经意间发现了埋藏在地下4000年之久的城子崖遗址,这真是“千载沉睡无人知,一朝醒来惊天下”!
吴金鼎将这一重大发现汇报给“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先生对此感到十分兴奋和震惊。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轰动了整个史学界,引起了全国教授、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1930年11月初,中央研究院及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双方各派四名代表。11月4日,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的成立大会上,研究确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研究院方由李济、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参加,这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史前发掘的整个考古过程。
1931年,在李济、梁思永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挖掘工作,挖掘面积达1900平方米,发现上层为春秋时期的地层,下层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地层。沟内惊现了山丘似的陶片、石器等物品。自此,这里被考古界誉为“龙山文化发祥地”,俗称“黑陶文化”。
陶片经复原后鉴定,陶面光滑细腻,证明此时陶器的制作已由“慢轮”整修发展为“快轮”修复。器皿有生产型和生活型两种。生产型有石斧、石锛、石犁等；生活类有盂、杯、盆、碗、盘、罐、瓮、鬲、鼎等,发现最多的为民间生活制品。凝视每件陶器,可以触摸到世俗风情的脉搏。虽然大都略显粗糙,装饰图案也多为植物叶子、花朵、菱形、三角形等,但它们是对自然界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加工,足以彰显出向文明社会进展的步履。特别令人惊异的是由陶片复原的“三角鬶”,薄如壳、黑如炭、亮如镜、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声响似磐,具有玉石一般的沉静优雅之美,极具观赏价值。
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吴金鼎撰写了龙山文化研究最早的一篇论文《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对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同时对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黑陶做了十分生动、逼真的描述:“黑陶之质料极为细腻,内部亦极为均匀。表面有时显平行之细纹,器之底部亦有逆表针向之旋纹,是当时已有陶轮。”
全国学者将城子崖考古誉为“中国考古第一案”。龙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这一结论已写入中学历史课本之中。而当年吴金鼎先生在龙山的重大发现,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1948年9月18日,吴先生因患胃癌,久治无效病逝。《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将他誉为“最有成绩的现代考古学家”。
时隔一甲子之后,人们没有忘记吴金鼎先生的重大贡献和无尽遗愿,1990年春,在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带领下,又二次拉开了城子崖东部发掘的大幕。二次发掘又出现了大量生活实用陶器,令人惊喜的是,还发现了城子崖黑陶的高端代表作——陶湲。它高脖颈、长尖流,两条前腿并列,有一条肥大的后腿；宽扁的半环状抓手,活脱脱一只昂首挺立的大鸟。这表明先祖的陶塑已突破写实的禁锢,进入自由想象制作的阶段。
□王绍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