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勇
读着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不禁感慨,一般读者读这本书,或许只是读到了那些来之不易的材料,绵密细致的分析,但我却总是会从书里走向书外,去想一想作者这个人。
我与钱振文是研究生时的同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同在山师大中文系读书。他低我一级,学的则是现代文学。专业不同,按理说走得不可能太近乎,但那个年代,研究生还没有“批量生产”,每个专业的男男女女都屈指可数。人少,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下子就熟悉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有二:人比较“闷”,喜欢闷头读书。
1990年,我毕业后回到了山西。一年后,钱振文毕业去了河北。整个90年代,我在长治教书,钱振文在石家庄办报。我们再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相互走动了。
新一轮的走动始于2003年9月。此前他已告诉我,说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先生的门下,这又让我感慨。我觉悟得早,出来得晚。没想到的是他终于也觉悟而且也出来了,只是出来得比我更晚。刚来北京不久,他就连续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见面的心情非常迫切。而从他电话里听出来的意思,他并不是要与我叙旧,而是急于想跟我聊一聊他的毕业论文选题。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那是十年前的9月中旬。当时我蜗居在北师大校园的一个“团结户”里,设备简陋,便备一瓶白酒,拌两个凉菜,煮一锅面条招待他。他也不含糊,把一盆(我当学生时用的饭盆)面条吃得山穷水尽,且大呼好吃。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聊天的具体细节已荡然无存,倒是他的吃相凶恶让我记忆深刻。
就是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了博士论文选题给他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他说他在新闻界晃荡多年,重走学术之路似已生疏,便想尽早动手,找到一个好选题。他还说他读了两本文化地理学的书,想试试大众文化能不能做。他大概知道我刚刚与大众文化理论较过劲,就想让我指点迷津。
12月,我们又有一次电话,他在电话里依然是在焦虑选题。他想做沈从文,选择的角度也依然是文化地理学。那个学期,他好像一直沉浸在文化地理学的意绪里,所有的选题大都与它有关。他的导师程光炜说:“他曾与我讨论过研究铁路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似乎要投入对资料的阅读、发掘、整理,继而发现一条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路径。”这不也是文化地理学的思路吗?
然而,这种思路终于还是被他的导师“枪毙”了。在导师的建议下,他一头扎到了《红岩》里,居然做得津津有味。导师说:“他马上行动起来,先是与我的朋友、重庆师范大学的周晓风教授联系,自费去重庆实地了解、考证相关资料,访谈了不少小说写作时候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接着又到小说《红岩》责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故老编辑张羽先生家附近的小旅馆中‘潜伏’了半个多月,运用记者善磨的能力,说服了张先生的夫人,每天去她家里,在张先生遗留的手稿、资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这使他收获颇丰。”
这段文字呈现了钱振文做这篇博士论文挖材料的执着与艰辛。我还可以进一步提供的细节是,有一段时间,我不时会在北师大主楼巨大的顶棚下与钱振文不期而遇。他斜挎书包,形销骨立,目光游离,状若幽灵。问他为何在此游荡,他说刚从中国电影资料馆查资料回来。他在电影资料馆泡了多长时间,我不得而知。但他那种做博士论文的表情我是太熟悉了,因为我也曾神情恍惚过,灰头土脸过。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做得辛苦,收获颇丰,钱振文在后记中才有了他的经验之谈:“最近几年,时有攻读中国当代文学学位的学生和我切磋学问之道,我总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他们探讨他们研究对象的生产现场何在和如何进入这些现场,而不是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概念。我觉得,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固然是一种脑力劳动,但也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辛劳作的体力劳动。”
做论文是体力劳动的说法许多年前我也听说过,但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做论文的人可能连图书馆都懒得去了。钱振文能说出这番话来,说明他的论文做到了一个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