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滨
在小区幼儿园为儿童节排练的小小演出里,有一首节奏简单的英文儿歌,叫《写在学前班墙上的诗》:“吃饭之前要洗手,把自己弄乱的东西整理好；拉着手,在一起,过马路要看左右；我知道很多事情我做不好；但是很多大人也忘了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可以回想起来,那首在我们学前班墙上的小诗。”
当这些有着天真眼神的孩子顺利地唱完歌曲,他们也像我儿时一样,从阅读和唱诵开始,踏上经由书籍认识世界的历程。只是,和现在孩子们奢侈的阅读选择相比,我童年最初的读物,只有一套泛黄的《三国演义》。
至今,姥爷还对我6岁读三国引以为豪。他不知道的是,在那些难得空闲的周末午后,妈妈希望这本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征伐小说,能消磨掉一个顽皮男孩无处消散的旺盛精力,好让她有一晌小憩。
妈妈这种“偷工减料”的养儿经,恰好激发了我阅读的兴趣,尽管当年的我根本无法体悟“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的意韵,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的威风,正契合了男孩子“乱折腾不嫌事大”的心理。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味杨绛在《记钱钟书和他的<围城>》记述的“钟书少时常跟伯父上茶馆喝茶,花一个铜板买个大酥饼吃,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租来《说唐》、《七侠五义》,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地向两个弟弟演说,李元霸或裴元庆一锤子把对手的枪打得弯弯曲曲”之时,我总会嘴角上扬,心有戚戚,原来男孩子的读书快意都是相仿的。
只是,当我上了大学,在中文专业一读七年,借书卡里的记录超过了一千条,儿时那种简单通透的阅读愉悦,逐渐被文本分析、课堂讨论、考试论文所取代。等到工作后,现实的竞争压力、捉襟见肘的经济负担,又让我开始看职场宝典、理财教程。久而久之,我开始担心自己会将那些虚构作品、人生指南里的“名言警句”,异化成现实的衡量的标准,指导自己的人生。若像红楼梦里“香菱学诗”,仅为满足“诗人”的虚荣心也还罢了；要是真弄成堂吉诃德那样迷信骑士小说倾家荡产,可就玩大了。
所以,虽然我们都是在阅读中长大,但究竟该怎样阅读,依然令人迷惘。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同事,读书车载斗量,文章锦绣光华,并以此收获众多荣誉。但我却总在自省,书写有时可能让人变得自大,唯有阅读永远令人谦卑。
就像台湾作家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说的,每一篇文章里都如影随形地飘荡着他者的话语,每一个当下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前人之见,阅读就像一次跨越时空的思想合作,让我们发现前人,也证明自己。同样,在卡尔维诺那本指导阅读的《为什么读经典》里,他用20多个“我爱”向优秀作家致敬,也郑重地指出,阅读对我们的帮助,是“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在我看来,这个“秩序”开始之时的童心和初心,恰恰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安妮·法迪曼编选过一本《旧书重温忆华年》,促使她这么做的缘由,正是那些青少年时代读过的书,会记录青涩毛躁的岁月。
等到年龄渐长,阅历渐深,再返回头重读以前的那些书,不仅能够重温旧日时光,而且字里行间甜蜜的感伤,回忆与梦境的交错,更能滋长出生命成长的独特体悟。
只有这种经由阅读建立的自我与他者的思想沟通,当下与过去的情感相连,才能真正让我们与读过的那本书合而为一,形成精神中独特的灵韵,成为只属于自己的养分。
这有些像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言的“普通读者”——不同于文学批评家和作家,“普通读者”没有那么多的功利。他读书只是为了丰富自己,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更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
就像那些磕磕绊绊地唱完《学前班墙上的诗》的孩子,阅读已经开始为他们建立“心灵的秩序”,看着他们自豪而喜悦的面孔,我仿佛看到了一切阅读最原始的那个场景:在一间空房子里,桌子上有一本书,正等着它的读者。
如同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这些读着同样诗歌的孩子们,日后的阅读体验和成长经历,都将千差万别,但不论这些孩子经由阅读变成怎样迥异的人,他们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回想起来那首在我们学前班墙上的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