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最广泛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度,去做“入世”的功夫。
□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怀有共同理想的人,才能真正地走到一起。共同的梦想,才能使人们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建立起最大限度的共识,从而能够把所有炎黄子孙最广泛地整合起来的基本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淀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而又百折不挠的民族自晚清以来的多少期盼与希冀!
读懂“中国梦”,就需要参透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虚实相生”的道理。老子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第二章》)显然,在老子看来,所谓的“有无相生”,乃为千古不易之理。“有”为“实”,所谓“实有”；“无”为“虚”,所谓“虚无”。“有无相生”其实也就是“虚实相生”。老子还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这句话蕴含的道理是:车轮子固然需要辐条,这是实,但还要有放车轴的空心,这样方能取得车子的效用；陶器是中空的,所以才成为器皿,能够盛东西；屋子要有门窗,方能住人,才成为屋子。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它正是虚实的结合。孟夫子固然说过“充实之谓美”,但他依然强调“大丈夫”要“养我浩然之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事物的成就,离不开形式和质料,两者缺一不可。形式是空洞的,是虚的规定；而质料是实的,但却是不定形的。因此,离开质料的形式,或者是缺少形式的质料,都无从形成特定的事物。这实际上也是强调“虚实相生”的道理。
然而,历史往往是在片面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务实的时代,是一个去圣渎神、入世还俗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梦”的时代。“世俗化”趋势把每一个现代人都毫无例外地抛入了庸常生活,人们都变得很“实际”,不再追求任何超越的东西,而是仅仅满足于当下的感受。人们执拗地认为只有这才是真实的,它极大地钝化了我们曾经恪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这固然真实无比,但同时也不得不面临一种危险,那就是走向平庸和恶俗。“物质巨人、精神侏儒”,正是现代语境中的畸形人格。现代性就像“温水烫青蛙”,使人们的心灵在温柔中“死”去,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沦。当今时代流行的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打破了文化精英或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使得所有人在文化的分享中拥有平权地位,但也带来了文化的粗鄙化和肤浅。“玩世不恭”和“怎么都行”是两大“现代病”。前者缺乏真诚,一切都沦为调侃和逢场作戏,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对生活。后者则是丧失选择的尺度而沦为任性,只能是“跟着感觉走”,对于是非对错缺乏起码的判断力,甚至走向相对主义。说到底,这都是因为“一些现代性的酸”腐蚀掉了今天的人们内心中的那份理想。人们喜欢沉湎并陶醉于声色享乐,以至于“娱乐至死”。“躲避崇高”、解构理想,一时间成为时髦。
这或许是任何一个处在现代转型期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现代化过程总是会伴随着类似的情形。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特别的含义,那就是对过去那个“乌托邦”时代的反驳。今天的我们在心灵上的无家可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乌托邦”幻灭之后的一个历史后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症结是太“实”,缺乏一点空灵。要知道,没有理想,人们就不可能“诗意地栖居于世”。离开了空灵,人们就有可能会被窒息而死。常言道“做人要大器”,一个民族也要大器。印度有句箴言,叫做“不要在今天的祭坛上宰杀明天的机会”。我们之所以犯短视的错误,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远见,往往陷入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误区,它使我们丧失掉了筹划未来的能力。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是终究走不远的。同样地,一个缺乏远见的民族,也不会拥有真正的未来。远大的胸怀、超然的眼界、宏伟的气魄,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对于理想的秉持和坚守。
崇高是有尊严的事物所特有的性质。走向崇高,乃是人不断地实现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而只有在理想的引导下,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崇高。在一定意义上,理想追求是我们获得文化免疫力的条件。它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肉体的羁绊,从而把自己升格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人格意义上的“人”。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同生物学本能妥协,同自己的肉体欲望妥协,从而不可避免地向动物式的生存沉沦,也就无从得到自我救赎。我认为,这正是理想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前提作用。只有理想以及对于理想的笃信和执着,才能使人们获得免疫力,从而有一种孤往精神,能够在各式各样的诱惑面前拥有足够的定力,以应对时代的种种挑战。
当然,梦想应该是理想,而不应该是空想。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没有“梦”,也不能只有“梦”。太“实”不行,太“虚”也不行,关键是要寻找到某种恰当的均衡。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智慧,也是历史对我们智慧的考验。“中国梦”始终是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我们应当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的情怀和态度,去做“入世”的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