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战争中大众日报编辑部的画作《沂蒙深处》局部,作者于新生
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案卷75.7万件,这些历史的印记大多尘封如故,沉淀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编号为“A137—03”的档案就默默地陈列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里。
卷宗中有一份1985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社“丁柱同志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开头的几句话与众不同。报告的第一句话是“在《大众日报》二十周年、四十周年的纪念册烈士名单中,记载着‘丁柱,经理部长,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时作战牺牲’”。紧接着是三句提问式排比句,“但是,丁柱同志的原籍在哪里?他的家中知道不知道丁柱同志已经牺牲?丁柱同志是否还有其他名字?”,这种连续提问式的排比句在如今的正式报告中极为少用,更何况是在1985年那样一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在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中,撰写者却使用了如此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显然是这段往事让他心潮起伏,情绪难以平静。
那么是什么让撰写者一反常规,在一份给上级和领导部门的正式报告中使用了这样异乎寻常的的表达方式?因为,在这份报告的背后是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往事,而这段往事又是那样的悲壮,同时还有着一份传奇。
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丁柱
有关“丁柱”,在1985年前大众日报的报史资料中基本都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秋壮烈牺牲,年仅25岁,时任大众日报社经理部长。
这段往事又何以被重新提及呢?1985年5月,大众日报社召开报史座谈会。座谈会期间,曾任大众日报社政治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经理部主任的李辛夫同志提出,丁柱同志于1942年秋牺牲,由于当时抗战形势严酷,只能匆匆安葬,也无法通知其家人,目前当地政府和他的家人是否已知道此事。
此事一提出,与会的其他老同志们也纷纷表示关切。李辛夫与丁柱同为淄川老乡,在报社同事期间,工作又时常在一起。这一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和对烈士的缅怀之情,让当时已经60多岁的老人对此事始终难以忘怀。会后,李辛夫又专门多次写信给大众日报社相关领导,信中写到“丁柱同志是报社一个比较负责的干部,是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现在抗战胜利已四十周年,全国解放也已三十多年,可是地方政府和他家里至今还不知他的下落……想到这些,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地方政府和丁柱烈士家里为何在四十多年后仍然还不知他的下落呢?原来,“丁柱”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高庆珂”,“丁柱”是他参加革命后的化名。“丁柱”是化名,是淄川县人,报社的少数几位老同志对此是了解的,但他究竟是淄川县哪里人?
李辛夫在写给大众日报社的信中说,“对丁柱同志我最大的遗憾是忘记了他的家乡住址,我只记得离淄川城不远,而村名却忘记了”。但他又说,“一个线索我始终没有忘记,由于丁柱和我是同县,有一次在谈到他去淄川师范读书时,我曾问过他有个李玉美(是我小学同学,也在淄川师范读书,女)你是否认识?他说不但认识,而且抗战初期还是一同出去的,只是到了以后又分手了”。
“李玉美”这条线索便成为尽快找到丁柱烈士具体家庭地址和家人的重要线索。大众日报社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成立了“丁柱同志调查组”马上着手工作。同时,李辛夫还请他仍在淄博的弟弟李士信前往查找。两方面很快就都找到了已65岁的李玉美。
李玉美得知调查组来意后,无限感慨。她回忆说,高庆珂的家住在淄川城西北方向不远的杨寨村。她和高庆珂是淄川师范的同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人便在阴历10月一起离家出走,参加了游击队。调查组随即赶到杨寨村开了调查会,证实杨寨村确有高庆珂其人,并且“高庆珂”当年离开家时的年龄、相貌、特征、学历等,与李辛夫、安然、刘力子等老同志向调查组所反映的“丁柱”烈士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高庆珂的哥哥、妹妹向调查组说明,丁柱给里来的最后一封信,是从沂南县界湖镇寄来的,寄信人是于秀峰。1941年2月,报社在沂南县依汶庄办起了“利聚永商店”,1942年由于秀峰担任经理。1985年,已从四川省物资局离休,年已75岁的于秀峰给报社来信,说“丁柱同志生前到界湖依汶庄商店时曾告诉我,若有外地人和家里来信时交你收,再转交我即可。因当时的情况,凡是外地来信,不能直接写大众日报社收”。所有细节都一一对上了,丁柱烈士正是家在淄川杨寨村的高庆珂。
至此,这一段尘封往事才慢慢向世人展示了它真实的面容,此时距离丁柱烈士牺牲整整已43年,丁柱烈士的哥哥已年过80,而他的妻子庞玉凤也已66岁。庞玉凤和丁柱(高庆珂)是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的九月十六结婚的,婚后丁柱在家只待了一个月零四天,走后再没回来过。43年来,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一直等待着丈夫,逢年过节还烧香叩拜,企盼丈夫平安回来,却不知丈夫已于1942年的秋天壮烈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