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秀武
利津县滨海虎滩觜村附近,有一座“官灶城”遗址,“城垣延袤三十余里,遗址台阶、门垣宛然”(《武定府志》)。其遗址范围由今沾化县官灶村起,经今虎滩嘴村,过八里疙瘩烽火台(今建华村),至今汀河村,有2700多年的悠远历史。
“官灶城”城池禁垣的投资人是管仲,筑城时间为齐桓公称霸时代,即公元前685到643年。
管仲缘何不惜国力建筑一座城池禁垣,而且在滨海之地?与“渠展之盐”有关。
齐桓公为称霸,举兵进攻东莱,“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虚”国库空虚,由此担心忧虑,问管仲财政之策,提出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及人头进行征税。管仲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富国之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制。“官海”让财富迅速积累于国库,仅海盐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是3000万钱；但每升盐加价2钱,对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可多得6000万钱,远远超过每人每月高额人头税的收入。这就是“正盐策”盐铁专卖制度的创立,后来被历朝代继承和发展达数千年。
齐桓公为急需财源,实施了“正盐策”,整顿了盐业专卖制度。煮盐队伍收集罪徒和征集民夫,进行煮盐。官营弊端丛生,难收富国之效。形成罪徒多逃亡,民夫则心生怨恨,即使在士兵监视之下,亦是懈慢不肯用力。致使“夫海出泲无止……泲水之盐以日消”,海水取之不尽,煮盐产量反而逐日减少,煮盐初始,致使盐业专卖制度遭受挫败。管仲开发了“渠展之盐”工程,实行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推行两种制度并举,创立了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之始。
济水海口的贫民,背靠渤海,居住在低洼的沼泽之中,在济水岸阜上筑屋捕鱼,煮海水为盐,以打柴为生,他们对当地环境熟悉,具有煮盐的经验。于是,管仲献策,煮盐之事,交经民办,根据贡献,利润按民七君三进行分成。管仲由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利民”、“富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主张,通过经济利益处理好了君与民的关系,以利民的政策取得了民心。“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使居住在滨海滩涂地带积草煮盐的人,其归附之多,出现了像集市一样繁华的盛景。最终,由其财源支撑,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大清一统志》载:“丰国镇在利津县东北七十里,则与所谓‘官灶城’一在利津者其地同,疑即《通志》所载渠展者是。”《武定府志·古迹》载:“今考省志,利津独载渠展为古置盐所,并云按之邑志,今利津县北七十里丰国镇是。”利津县明集乡“南望参古窑址”的发掘,出土的煮盐和生活用具陶器,为“渠展之盐”的发生地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考古界认为:“这些地区的聚落居民可能为盐业的生产提供生活物资和军事保护,同时也参与了生产管理、产品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
官灶村建村于明初,朝廷推选“配户当差”的括号制度,“濒海有盐灶”,则为灶籍。编入灶籍的人户,必须世代“以籍为定”,“世守其业”。移民在古城池禁垣遗址上定居繁衍,又因是官府对灶户的管理置所,取名为官灶村而延续至今,后被史书称为“官灶城”。官灶村向属利津县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沾利两县划分界址归沾化县管辖。明隆庆年间,利津知县贾光大到北部均田安垦时至“官灶城”有诗《均田至官灶城有感》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犯渔舟。乍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