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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劫车案中被劫上山的外国人质和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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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的匪患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10年里,很多报纸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而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匪患最为厉害。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仅临沂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据后人统计,1912——1935年的山东省境内107个县,竟然84个县有土匪盘踞,其中仅势力较大的土匪就有370多股。其中孙美瑶、张鸣九、刘黑七等实力尤为强大,部属强盛时多达数万。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匪患严重破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生产,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心理的恐慌。人口和财产的损失更是庞大。土匪为祸地方的手段多种多样。绑票,即架票勒赎,是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就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土匪不仅抢劫普通士绅,还常常在交通要道,抢劫汽车、轮船,乃至占据火车站。政府机关和外国人往往也是土匪眼中的“肥羊”,不能幸免于难。1923年5月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民国初年,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主政山东之时,政局相对稳定,政府有余力剿匪,匪患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张宗昌主政山东之后,导致匪患遍地。1930年9月5日,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自此始,迄至1937年秋韩复榘退出济南,主政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复榘为了巩固其在山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上任后提出的“四项行政任务”之一就是剿匪,也可见其对剿匪的重视程度。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巩固其统治,韩把剿匪清乡列于施政纲领之中,不断训令、布告晓喻军队、地方党政及广大百姓,要求同心协力肃清匪患。为此还专门制订《守城剿匪办法》、《山东省民团剿匪奖惩办法》等条例、规定。训令部队、地方长官、民团组织等严格执行,有匪入境,合力兜剿,“不得借故无力抵御,相率走避”。剿匪有功者赏,不力者罚,并把这作为考核公务员的重要内容。韩复榘在1930年11月公布了《验枪办法十条》,对民间枪支加强管理。严格规定民间持有枪支的数量,并加以烙印甄别。此外,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铁工厂私修枪械,违者即严加惩处。
韩还采取了剿匪与“清乡”结合、军民合作的做法。他主张组织民团、联庄会等地方武装,培养民众自治、自卫能力,县长要按时下乡,召集民众讲演剿灭办法,以期弭患于无形。为拔除土匪窝藏地点,他把剿匪与“清乡”结合起来。他自任鲁豫清乡督办兼山东省清乡总局局长,在开封设督办署,在济南设山东省清乡总局,在土匪活动的重点地区设立清乡司令部。为对付土匪,采取“以匪制匪”的特殊办法,重用熟悉土匪的“降匪”组成“特别侦探队”,以侦探土匪行踪,成为韩复榘剿匪的利器。“特侦队”下设两个大队,以“降匪”刘耀庭、张步云为两队队长,直接受第三路军总部领导,实际是韩亲自指挥。当时山东没有战事,军队的经常性任务就是剿匪,剿匪之战斗几乎无日不有。遇有特殊情况,他亦亲自督阵清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