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名岗
汉武帝的大汉盛世,也有东方朔正言切谏的一份贡献,如果仅把东方朔看做一个滑稽人物,那就错了。
《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惠民县)人也”。他22岁时,应汉武帝征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诏,到长安上书自荐,说自己“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武帝看后,“上伟之”。后待诏金马门,被任为郎,待在汉武帝身边,自以直言极谏为务。
古人以批评君父为“谏”。批评上级是件困难的事,批评顶头上司是件更困难的事,批评金口玉言的皇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所以古人说:“文死谏,武死战”。但谏诤批评是抨击邪恶,匡正君父,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武器,自古仁人志士无不针对君上的错误进谏。著《汉书》的班固就因东方朔“正谏”而作《东方朔传》。
汉武帝派吾丘寿王规划在长安城外占用大量农田建上林苑。汇报时东方朔在旁,他进谏说:“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破坏百姓的坟墓,逼迫农民搬迁,让年轻人思乡怀土,老年人啼哭悲伤,是其不可二也。在这样广阔的苑林中骑驰射猎,其中有深沟大溪,时有危险,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东方朔坚决反对这种占据大量农田供少数人享乐的奢侈行为,他说:“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告诫武帝这样不顾人民死活的奢侈享乐是会引起天下大乱的。后,东方朔被拜为太中大夫,其职责是掌“议论”进谏,名将“程不识孝武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而“太中大夫”是谏官。
有一天,汉武帝置酒宣室,要款待窦太主的“主人翁”董偃。窦太主是窦太后的女儿,汉景帝的姐姐,汉武帝的姑姑兼岳母。武帝金屋所藏之“娇”就是她的女儿。窦太主早年称“长公主”,“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力”。窦太主的丈夫陈午死后,寡居,五十多岁时“私近”比她小近40岁的董偃。董偃十几岁成了这个老太婆的“爱人”。为了维持这种畸形的婚姻,窦太主让董偃大把花钱交结朝臣,任其挥霍。窦太主装病不上朝,让武帝到她家中看视,趁机引出董偃,使这一淫乱的婚事公开化。“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现在武帝又要在宣室招待窦太主和这个佞臣。
这时,东方朔持戟列于陛侧,他放下画戟,走到武帝面前说,“董偃有死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东方朔说董偃有死罪三条,是诱导年轻的皇帝走“奢侈淫辟”之邪路的小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不能让这样的罪人进入宣室。
汉武帝面对东方朔这样严厉的批评,“默然不应”,过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安排把酒宴摆下了,以后自然会改正。”东方朔说:“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之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武帝无奈,下令改在北宫,也没让董偃从正门进。从此,疏远了这个小人。
东方朔对直言切谏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在其《非有先生论》中说:“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主之荣,除主之祸也。……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东方朔深感直言切谏之难,他在《非有先生论》中先后用了四个“谈何容易”来论述直言切谏之难。
汉武帝时天下富足,经商致富的人很多,武帝担心这会损害国家以农为本的根本基业。“时天下奢靡趋末,百姓多离农田。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东方朔说:“孝文皇帝之事,现在的一些老人都亲身见过。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黑色的粗布衣服,脚穿生皮做的鞋,剑不加饰,以蒲草为席,兵器木然无刃,棉衣内为乱絮、外无花纹,皇上用臣下上书的书囊摞在一起为殿中的帷幕,因此天下人都以俭省为荣。”东方朔告诉汉武帝,改变这种社会风气的方法就是皇帝要以身作则,先从自己做起。只有皇帝从自身做起,从朝廷做起,才能正本清源,改变天下这种奢侈弃农的风气。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深知纳谏的重要,对东方朔的不少正确意见是采纳了的。 一次,武帝问东方朔:“先生视朕何如主也?”评价历史人物是件难事,评价当代人物就更困难。现在汉武帝让东方朔当面评价自己,无疑是个难题。作为直言切谏的忠贞正直之臣,当面评价皇帝,既要不奉承,又要有礼貌,既要抓住本质,又要不失客观真实,这实在是太难了。
但这难不倒东方朔,他回答说:“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喻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在三皇五帝之上。”这其实是个礼貌的说法。重要的是下面的话:“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东方朔一口气举出了32位贤臣,让汉武帝任用他们。一个皇帝的好坏,关键看其用人。东方朔正是抓住这一根本问题对武帝进行评价的。他没有直接说武帝在用人上的得失,而是说“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这是说武帝在用人上还没有做到“咸得其人”,还有用人不当处。“上乃大笑”,汉武帝对东方朔的评价感到满意。
东方朔不仅忠贞直谏,而且博学多识,在文化上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写的《答客难》道出了一个不受重用的知识分子的苦闷而又不改其进德修业之正道的心声,至今仍被人仿效。在汉武帝看来,东方朔是可以与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相媲美的人物。
东方朔因直言切谏和嘲哂卿相而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们,无人说他的好话,皇帝也时常不满他。虽然东方朔曾“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但终不得重用。因此,东方朔写下了著名的《答客难》,抒发自己的苦闷和无奈,说尽管自己“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虽不被重用,“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但仍修身敬业,“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他说:“天不因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他不会因一些人的不满和厌恶而改变自己正直切谏的忠贞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