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是陈铭德与邓季惺的金婚年，聂绀弩作《铭德季惺金婚》诗为贺。诗云：
造次相逢六十年，
陶朱西子五湖船。
名城处处新民报，
水上鸳鸯陆地仙。
走马兰台晨鼓阔，
佣书楚馆夜灯蔫。
愚夫妇亦八旬了，
未似君家过一天。
诗不难解。陶朱公即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完成灭吴复国大业后，他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与西施放舟湖海，过起神仙眷侣的生活。被诗人比喻为陶朱西子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近年来也逐渐被人所知。邓季惺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母亲，陈铭德是吴的继父，但二人之名，其实完全不需假吴敬琏以传。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陈铭德邓季惺是一对光芒耀眼的伴侣，他们共同缔造了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新民报业集团。在巅峰时期，新民报业集团曾创下拥有一报八刊的辉煌。
诗的结尾未免毒舌。面对陈邓这对恩爱夫妻，曾经的报业巨头，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竟发出“未似君家过一天”的夸张感叹。而七年前，也即自己与妻子的金婚之年，聂绀弩在写给妻子周颖的诗《赠周婆》中，曾有“今世曹刘君与妾，古之梁孟案齐眉”与“五十年今超蜜月，愿君越老越年轻”之句，极言夫妻二人感情之笃厚。故此，这句诗的合理解释，应该是指诗人家的物质生活远逊陈邓之家，而非指夫妻间感情不若陈邓。
令人意外的是，这首洋溢着赞美、羡慕之情的诗，并没有得到被赞美者的欢心。
陈德铭邓季惺夫妇读到聂绀弩赠诗的当时有何反应，目前无从得知。不过，七年后，也即1990年6月29日，邓季惺在给侯井天的信中，对聂的赠诗有如下评价：“聂老出于赞誉，但用典有欠贴切。铭德和我举办的《新民报》为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奋斗大半生，除领取工资，从无陶朱公之念，也未借报馆经商谋私利，一生不蓄个人私产。”（《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侯井天是位老共产党员，聂绀弩的粉丝，热衷于搜集、整理聂的诗作。邓、侯通信时，聂绀弩已经离世四年，从措辞看，虽然邓季惺认为聂绀弩揄扬过当，但对聂仍不失尊敬。
然而，尊重归尊重，从此时已经83岁高龄的邓季惺不惜辞费解释自己与陈铭德的财产状况这一事实来看，她对聂绀弩横空赠送过来的这顶“陶朱公”桂冠，是大不以为然的。而这一反应，大有阐释空间。
客观地说，用富商陶朱公与美女西施来比拟陈德铭邓季惺夫妇，确实显失贴切。西施是一个古典美女，而邓季惺却是位极其独立的现代女性，在缔造新民报业的辉煌中，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我和爸爸吴敬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二书记载，邓季惺最初在南京从事律师工作，其夫吴竹似（吴敬琏生父）与陈铭德同在中央通讯社从事采编，后厌倦于官方新闻机构的沉闷，二人与同事刘正华一道，辞职创办《新民报》。不久吴竹似病故，陈铭德离婚后，苦追邓季惺（有跪求三日之说），最终牵手。不过，二人结婚典礼上，在送给来宾的卡片上印有“约法三章”，包括邓季惺的孩子们不改吴姓，以及夫妻间施行分别财产制。邓季惺坚持通过律师工作为自己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正式加入新民报业集团，担任总经理一职。人们普遍认为，陈邓二人是一对天造地设的黄金搭档。邓季惺有很好的法律专业训练以及人文素养，在经营方面则更长袖善舞，是个杰出的企业家，陈铭德则长于编织社会关系，在国共两方的上层都有很好的人脉。同时他也是一个甚为包容、识才、礼贤下士的媒体领导者。用吴敬琏女儿吴晓莲的说法，奶奶爷爷是方和圆、阴和阳、经济和人气、原则和世故、铁腕和宽容、规章制度与人际关系的完美结合。
把这样的邓季惺比喻为靠颜值吃饭的西施，该是多么的违和！
不过，话说回来，聂绀弩在诗中用陶朱公这一比喻，表达对陈邓夫妇财富状况的描绘与想象，又说不上错得多么离谱。
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吴晓莲写到，奶奶邓季惺对《民间的回声》一书的作者蒋丽萍说过，自己“一辈子有钱，一辈子不乱花钱。”《民间的回声》一书记载，邓季惺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地创业，都要在一地为自家造房子。在南京、重庆、成都、北京，都建造过花园式小楼。其中北京的这座，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所建，地点在黄金地段南长街，为邓季惺亲自督建，院墙外就是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园，距天安门广场只有几步之遥，堪称居住于“祖国的心脏”。到了文革时，陈邓一家才被迫从这里迁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新民报业集团的鼎盛时期，曾经在京、沪等城市同步出版不同版本的新民报，有时广告多得要侵占副刊版面。新民报业集团是股份制企业，其具体股权情况虽未见揭载，但陈邓二人作为创始人，以大股东身份而执掌企业，应无疑义。因此，将当年中国最大民营报业集团的掌门人比喻为陶朱公，应该说，并非聂绀弩的无根游谈。
据孙女吴晓莲回忆，“一辈子有钱”的邓季惺，自奉甚俭，从来未见其在一张新纸，也即两面都没写过字的纸上写字，而总是在旧文件、用过的信封及包装纸的背面写字。1989年陈铭德去世，邓季惺给在美国的吴晓莲写信，告知爷爷的后事，就写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雄于财而俭于自用，邓季惺应属那种持守清教伦理型的企业家，
依笔者之见，邓季惺之所以谢绝“陶朱公”这顶桂冠，在于它来得不合时宜。
抗战后期，新民报业集团与国民党政府渐行渐远。1944年，重庆《新民报》刊发该报记者赵超构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因以没有“匪”的视角描写中共，引发极大轰动，也引发当局的忌恨。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晚报》率先刊发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同样引发热议。抗战胜利后，新民报业集团旗下报纸对当局的腐败采取更加严厉的批评立场，终于导致大难临头。1948年7月，《新民报》南京版因“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等罪名，被勒令永久停刊，邓季惺被通缉，后在黄苗子的帮助下亡命香港。
国民党政权溃败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回到内地，意图全面恢复新民报业集团的新闻业务。陈铭德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天明了，反动派垮了台，人民坐了江山，在光明的世界里，自由的空气中，照说我们的报纸，过去在反动派统治下抑郁难伸的报纸，应该可以扬眉吐气，获得无限制的发展了……”意外的是，先到北平的邓季惺，等着她的却是《新民报》北平版刊出的一则《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其中宣布，报社的一切事务，今后归由从工人中选出的职工委员会管理，与总经理陈铭德完全脱离关系。在上海，准备恢复《新民报》上海版的陈铭德遇到了同样的局面，他只能以读《七剑十三侠》打发时间。
视报纸为生命的陈邓二人上下奔走，最后认识到，新时代并没有给自己的理想准备位置，遂放弃了延续报业的打算。1952年4月，北京市委以两万元收购北京新民报，半年后改出《北京日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上海新民报于1953年初实行公私合营，陈铭德邓季惺被聘为顾问。其他城市的新民报亦相继结业。上海《新民晚报》作为陈铭德邓季惺缔造的报业王国的一线单传，出版至今。
后来，陈铭德邓季惺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在任内负责建造了北京市第一个火葬场，陈铭德则热心于把他在上海吃过的最好的餐馆搬到北京来。
邓季惺关心国是的习惯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晚年，她常常把看过的时事新闻用笔划上线，督促陈铭德看。去世前一个月，88岁的她还上书民建中央转呈中共中央，就反腐问题提出建议。
如果说这一对夫妇是陶朱公的话，他们也是为报纸而生的陶朱公。而这一款陶朱公，从他们不能继续办报那一天起，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三十多年后，当聂绀弩赠以早就不存在的冠冕时，也就难怪邓季惺要拒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