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70多万字首次全本单行的《梁漱溟日记》和重新校勘增订的《东方学术概观》的出版,再次引发了读者对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的极大关注。8月14日,梁漱溟次子、86岁高龄的梁培恕先生,出席文景艺文季,参与题为“儒家的生活世界”的论坛,并与几位学者互动对话。
父亲为何转向儒学研究
梁培恕:我本人的兴趣或者说比较熟悉的,跟儒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先父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就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
今天我的题目是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之后不太久,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就在这些活动当中,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
除了我父亲,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他们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传播儒学。
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懂得,不接受。说世界万物一体的没有彼此之分,可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悲悯众生也不存在,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把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家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这里说一下另两个人,应该说他们的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三个人各有一套。
“心要刻刻在当下”
梁培恕: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
伍先生原来是学军事的,在军界一帆风顺,等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管飞机,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觉得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于是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他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他在北京找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也去北京大学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选定了儒家,他选定儒家之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了后方办公厅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用在本乡办教育、剿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趣的人,讲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也愿意辅助他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关切的范围非常大。
用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先生的不平凡:他的老家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用来检讨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心要刻刻在当下,中国成语说心猿意马,人在做这个事,其实脑子里面在想着别的事。伍先生决定不赶火车,检讨自己心有懈。当我们把这个作为小事放过的时候,他不放过。
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和我父亲小声专心谈话,我当时16岁,我听的时间长了觉得没有意思,看到一个小桌子上有十几把手枪,因为他当游击司令。我想拿一把枪去玩,他并没有看我,但是他知道,我刚往那个方向走,他就说等一下,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他不需要看我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口气非常平和,他这样一说,我立刻取消了玩手枪的意思,立刻回来了。
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功夫实践的一面。
他讲书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三五次的改动成了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这个伍先生不改古书,他讲解古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在我父亲看,古书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
我父亲对于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地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
率性的熊十力
梁培恕:下面说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但是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熊先生很有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这个人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说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
十几年前台湾一本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常不顾忌环境,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了人。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主观意识太强。
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个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著书,我父亲替他著。
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写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熊著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
敢对自己痛下批判
刘东(清华大学教授):很高兴听了梁培恕先生的介绍,我首先得说,我得谢谢梁家,梁培恕先生的兄长(梁培宽)先生同意我们编了这么一本书,叫做《梁漱溟文存》,有这样一个渊源。如果你们读了梁漱溟的自述就会发现,梁漱溟先生这个大儒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自幼不读儒家的书,后来读儒家的书是因为他读了梁启超先生编的一个《德育鉴》,他更多跟清华国学院的渊源,他算是清华国学院的讲师,编书过程我的博士后也经常去跟(梁培宽)先生讨教,这也是梁漱溟先生和清华院的渊源。
我认为梁先生更像是儒家“狂狷”里的狂,梁培恕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是率真,那么梁先生就是直,本来他是被蔡(元培)先生以最宽容的态度引进北大,当然可以有资格在北大待一辈子,但是他敢于放弃学院的生涯,学院的生涯是相对比较安定,也能让自己的学问得到滋养,他放弃了,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梁漱溟日记》里面写过很多对自己的批判,这个很难。很少有人在日记里面突然对自己痛下批判。他对自己也是一个直字。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能算是偶然,其实我们新儒学三宗,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这三个人其实都是由佛入儒的,这不可能是偶然,都是在跨文化的对比中间,他们不是从小就喜欢儒学的,而是经过文化的对比、抉择之后又回来的,所以梁先生之后在一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是苦,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始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出现好多次,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注意。他也是经过价值的选择。
有很多人认为梁先生很多思想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推导,我再三驳斥他们,尤其搞历史学,受现代历史学自以为自己很新派影响的人,他们是看不懂梁先生,梁先生其实率先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看法,这个看法在学术界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
由于最近国学从民间热起来,这个时候我们会确定梁漱溟先生的价值,梁漱溟先生的坚持,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文化,仍然能迎来新的辉煌。
精神上的感召
止庵(出版编辑):提到梁先生,都说他是思想家,其实我觉得梁先生自己本意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推广到社会,他搞乡村建设等等,本意是要化人的,实际上看梁先生一生没有达到效果,这个问题不在于梁先生,而是在于他的受众。
我们读梁先生的书,敬佩梁先生的同时,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老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现在看中国人,不要说礼仪,连礼貌都没有,全世界都知道,说话声音大的,随地吐痰的,上厕所不冲水的都是中国人。孔子那个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到梁先生这儿也没有解决。一方面我们知道梁先生他的苦心所在,以及他的这份苦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但是这个绝不影响梁先生本身的伟大。他的形象,对我们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
现在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在很多宣传里面也是不断地加入儒家的东西,看现在的社会,推广的力度恐怕未必亚于过去,但是现在连从事政治的人本身都堕落,别说是教化别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惑,一方面有人在那儿推行,另一方面没有人接手。
我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一部分人的文化,文明还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从孔子到梁先生,他们终其一生,那么大的德行、智慧都做不到,所以文明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习惯使然,中国人缺的不是文明的教育,而是文明的习惯。
乡村建设比哲学更重要
吕新雨(复旦大学教授):讨论梁先生的儒家思想,特别有意思的是梁先生自己的一个论述,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1988年是梁漱溟先生的最后一年(96岁),他为香港中山大学录了一段讲话,他讲了天下观,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但是在前一年,1987年12月25日,也是梁漱溟先生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个成立大会,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说我不喜欢哲学,当时中国被日本侵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注重的不是一家的事情,而是救国,我一生主要是做乡村运动,我没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所以他是把自己的乡村建设看得比他的哲学更重的。梁漱溟先生的事功主要是乡村建设,梁漱溟先生早年是佛学的信徒,所以他对于自己个人的欲望,特别是对于家庭观是非常淡薄的,儒家齐家的层面他基本上是没有的,他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做乡村建设的时候逐渐体现出来。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到最后是失败的,日本人一来,他的乡村建设就垮掉了,对梁先生的打击特别大。梁先生说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是他的《人心与人生》。为什么梁先生把这本书看得那么重,要跟建国之路联系在一起,因为建国的时候,梁漱溟去看中国的土改,看工厂工人的大生产,他特别有感触,他觉得人心透出来了,他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共产党的成功,所以他最后又回到心性之学,但是这个心性不是从儒家的内部来完成的,而是梁先生作为一个儒家大家,他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全部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来理解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西方学者的影响
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感兴趣的是,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一些外国朋友,在他认识的外国朋友当中,有一些值得他敬佩的。读他的全集可以找到有一位这样的外国朋友,他是德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卫西琴,他是学音乐的,当时有一个法国的老师跟他讲,你对音乐的理解跟东方人对音乐的理解非常相同,你应该到东方去,他听了老师的话到日本,最后到中国。后来跟梁漱溟先生认识。卫西琴当时在山西主持一个学校,他用自己的心理学来办这个学校,比如他是把自己的工资补贴到学生的伙食里面,提高伙食的标准他有一个理念说物质不进去,精神不出来,他教学生自己动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冬天自己做棉鞋,而且还送了一双给梁漱溟先生。卫西琴是在实现他自己的教育理念,梁漱溟辞去北京教职以后,他跟一帮志同道合的先生们一起读书,这里面就有熊十力先生,以及卫西琴,之后梁漱溟到了广州之后,也把卫西琴邀请到广州。他给卫西琴写过四篇文章,介绍卫西琴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梁漱溟对西方朋友思想的重视。
卫西琴不是儒家,是什么东西吸引梁漱溟先生把他视为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梁漱溟是欣赏卫西琴的一种践行的精神,卫西琴是在实践他的教育理念,这是吸引了梁漱溟先生很重要的原因,梁漱溟先生最后也是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的实践。
从这个故事里面引出一个话题,梁漱溟欣赏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思想家有好的想法,要去付诸实施,去践行。
东方文化是向内用力
梁培恕:卫西琴这个人对我父亲早期的影响非常大,卫西琴他注意到人类身上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心的力量,一个是身体力量。身体只要是个东西都有,动物、树木都有身体,只有人是有心的。
我们说决心做什么事,我不愿意做什么事,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你的心怎么样,动因在你的心,你做不做得成,去不去做是你的身体动不动,因此对于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心和身如何互相配合和影响,我们会受到身体的支持或者牵制,我们做什么的时候,身体有时候支持我们,有时候会牵制我们,所以把身心关系调整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注意力放在物质上,就是满足于身体的各种要求上,但是人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物质就安定了呢?不是的,因为人随着物质的满足就会产生另外一类的问题,就是思想感情的种种需要了。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物的文化,大家一听就懂得,但是东方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就是人认识自己的心,东方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比如我们把卫星发到天上,这就是向外用力,什么时候人类去反省自己,把自己的言行调整得的好,用在正确的地方,这是心,因为最终是身体听命于心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他又说,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应该是心的问题登场了,人类如果有好的未来,不能够只是在物方面一直发展追求下去,要拐一个弯,向内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