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周氏兄弟·钱锺书
谢泳先生有一篇文章讲钱锺书为什么不谈论鲁迅,文章写得很长,引用了很多资料,却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即钱基博发表在《光华半月刊》(第四期)上的写给钱锺书的两封信《谕儿锺书札两通》。其中一封信,钱基博明确警告儿子:“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
他明告儿子不要向胡适、徐志摩学习,认为胡适、徐志摩都是迎合时流之人,不是真才实学之人。
胡适、徐志摩,其实正好代表着新派人物中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在钱基博眼中,不是值得儿子效法的对象。周氏兄弟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却并不是传承章太炎学问的人,在当时,也属于新派人物,因此,在钱基博意中,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们。
说起来,钱氏父子都是老派的学者,钱锺书在出国留学前就一直写旧体诗,交往的人物很多都是东南高师、无锡国专的人物,他受的影响也都来自老派学者。钱锺书作为一位学者,主要著作也用文言完成,他的留学,目前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学术寻找可以比较印证阐发的材料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钱锺书的学术(诗论《谈艺录》和经史子集研究《管锥编》)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扩展和深入,是打破地域打通世界的学术,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传统。他留学英法与其说是为了学问,不如说是打开了眼界,掌握了更多的工具(语言)。
胡适却不是这样。胡适留学,其实是学会了研究学术的新方法,运用到后来的“整理国故”中,就让国人耳目一新了。胡适是懂得一点西方民主精神的,这是因为他的虚心好学、接触广泛,而钱锺书感兴趣的就只是学术和文学,在西方民主政治方面并无多少研究。
再来看看周氏兄弟,这两位其实是封建士大夫的延续,他们也去留学,却并不关心什么政治体制。兄弟两人的性格,都是刻而不宽容的。他们与陈西滢的争论,更多是一逞刀笔之快,与杨荫榆之争,更多是不喜欢这个老处女的行政。口舌之争、派系之争而已。却因此得罪了无锡人,钱锺书就是无锡人,且是杨荫榆的侄女婿,又是旧派文学家的嫡派子弟,对周氏兄弟怎么会有好感?
钱锺书也是个尖刻的人,在私下议论中一定可以和鲁迅的尖刻媲美,只是当时鲁迅被抬得很高,他不想站出来成为大家瞩目的反周人物罢了。
因此,钱锺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后来,鲁迅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钱锺书绕道而行。即使钱锺书要评论鲁迅,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 我们谈论人的关系时,要注意人物之间本质的不同(学术圈)和本质的同(人性)。民国学界人物,有很多独立的圈子,他们谈论别人,可能只有自己圈子里的人才不带情绪,才更铢两悉称。
吴藕汀大骂蔡元培
嘉兴词人、画家吴藕汀,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大骂蔡元培,见于吴藕汀《十年鸿迹》(上)。其词曰:“浙江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是一所败坏中国画艺术的渊薮,罪魁祸首是蔡元培。蔡当时窃据了教育部长的地位,为了安插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动用国家的公费,开办了一所藏污纳垢的所谓艺术大学。把中国固有的艺术全部否定,加以扼杀。请看蔡的女婿林文铮自招云:“一九二八年,艺术院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即把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统一为绘画系。目的为了融合中西画双方之基础及其优点,进而培养出兼长中西画法,而能创造新作风的艺人。”总的说来,他们要把中国画纳入西洋画的范畴,把中国传统的艺术也纳入了西洋的范畴,凡是有中国两字的艺术要一律取消,全部由西洋艺术来替代,这不算是一个卖国的勾当和行为,那算是什么呢。
当年,蔡元培正在南京主持中华民国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1927年,林文铮等从法国学成归来,和刚自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卸职的林风眠一起到南京晋谒蔡氏。蔡氏即聘林风眠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林文铮为委员兼秘书。12月,林风眠建议设立艺术院。于是,蔡氏又聘林风眠为院长,林文铮为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并于次年3月1日正式成立艺术院。林文铮成为蔡元培女婿则在该年的11月。设立国立艺术院时,林文铮尚未成蔡的乘龙快婿,因此,吴藕汀“为了安插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动用国家的公费,开办了一所藏污纳垢的所谓艺术大学”的说法未免有点倒果为因。不过,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是否在此前就与林文铮恋爱,并且在设立艺术院上是否起了点作用,则很难说。人都免不了有点私心,蔡元培当也不例外也。
吴藕汀骂蔡元培,用了很多极端的词句,如罪魁祸首、窃据、扼杀、卖国等等,未免太过,这与他的经历大有关系,寂寞与不得志中容易激愤,也是人之常情。
吴藕汀与蔡元培根本对立之处,乃在于对中国画之观感。蔡元培认为中国画必须改造,虽不免崇洋媚外,却也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的观点,符合当年的潮流。吴藕汀则是彻头彻尾的国粹主义者,思想上比较保守,与中国传统思想一脉相承,并且因为是有学养的画家,对中国画有更深的认知,所以深切痛恨把中国画变得非驴非马的中西融合思想。
民国人为何不喜胡适
国人心目中的胡适,大略说有三个,一个是民国年间的胡适,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被批判的胡适,一个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重新寻找回来的胡适。这三个胡适,后两者都是矫枉过正的产物,附丽了很多人的主观愿望,或抹黑或抹白,真正的胡适却离我们越来越远。20世纪50年代的胡适,是泛政治化的胡适；八九十年代的胡适,是被民主派学者操弄的,成为倡导民主理念的胡适,像小姑娘一般被随意打扮,身不由己。看民国报刊,胡适在很多时候是一个被讥嘲侮弄的对象,人们对他没有很多敬意。譬如,人们谈谈他的小脚太太,谈谈他见溥仪,口称皇上,谈谈他在教室里怜香惜玉,谈谈他在烟霞洞与曹佩声的暧昧,然后意味深长地一笑。胡适为什么会给当时的人留下这样的口实、这样的印象?这或许与他那种吉祥胡同正人君子的作为有关,他是那种骨子里是中国人,而外面做派是外国绅士的人,因此国人对他的观感,不说嫌恶,但至少有些不理解。一个关于胡适的故事,是当年苏州《大光明》记者的手笔:胡适之曩在某大学掌教,有学生某终日嬉戏于游戏场合,从不厕身教室。一日,此举为胡适所撞见,呼之至前,责以何得终日嬉戏,荒废学业。学生笑谓之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胡无以难,悻悻而退。迨胡为人告发,潦倒海上,日惟游于鎝铛场合中,遣其有涯之生。一日,胡忽为某学生所见,亦前诘胡何不研究书本,而以观戏为事?胡笑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学生闻之,笑不可仰曰:“先生何至今日,才知此言?”胡又无以应,悻悻而退。于是,此项笑谈遍传艺林矣。
“胡适”二字,从本意上看,就是去何处的意思,这是他本人的迷茫,也是国人对他的迷茫。他与中国传统有相当的脱节,当新文学运动一起,国人,特别是传统读书人不得已写着白话文的时候,大家对胡适的情感含有很复杂的因素。特别是旧家子弟,一方面深受老辈的影响,一方面又被时代牵着走,而这些家族里的老辈大都对胡适抱有讥嘲与不满的态度,于是从这样家庭走出来的子弟,也会不自觉地承袭老辈们的观点,对胡适采取相同的态度。
苏州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多,旧式家庭更多,在这样的氛围中,胡适并不很受人欢迎。如果和章太炎、金松岑、陈石遗、张一麐等比较,胡适于人的观感未免等而下之,报上刊出的胡适消息总以幸灾乐祸、讥讽嘲弄为能事,这种现象,可以深长思之。
《燕居道古》
黄恽 著
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