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环保主义者。我不穿勃肯鞋，不吃格兰诺拉麦片，没有拥抱大树的习惯，不会在推土机前躺倒，不反对转基因，也不会因为濒危的斑点猫头鹰而失眠。”
彭博创始人、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近日带着他的新书《城市的品格》现身中国，第一次分享了自己在纽约市长任期内提升城市环境的举措和心路历程。
坐地铁上下班的市长
布隆伯格于1981年创立了彭博资讯公司，专门为金融服务业提供实时数据和分析，并在2001年当选纽约市长。在他的领导下，纽约市迅速进行重建并焕发了勃勃生机。他领导的市政府将纽约的高中毕业率提高了40%，犯罪率降低了1/3，使纽约市的碳排放减少了近20%，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3年。
作为“世界之都”纽约的三任掌舵人，他给媒体和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彭博资讯的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坐拥270亿美元的财富。但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市长没有专车，从当上纽约市长第一天开始，布隆伯格坚持每日乘坐地铁上下班，不仅在半小时的车程中没人给让座，还得常常忍受纽约的交通工人大罢工。为体验和治理纽约两大沉疴之一的“交通罢工”，布隆伯格磨剑十年，终于在2013年6月推出了“市民骑自行车上班”的公共交通新方案，并带头办上了95美元的自行车租赁年卡。
在任期间，布隆伯格在这座全球颇受瞩目的城市实践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提升城市环境的举措，其中许多获得了成功，包括更换白屋顶，优化建筑规范；提供清洁的供暖；设立步行街，构建公共空间；改善交通，共享街道；恢复生态，重建自然屏障等。
从逃离到回归
众所周知，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遭到了摧毁，整个城市处在悲痛中。许多人猜测企业和民众将纷纷逃离，这座城市的犯罪率会重新高企。重振纽约的士气与经济，让悲观者的言论不攻自破，是布隆伯格当时最重要的任务。
布隆伯格非常理解大家为什么担忧纽约会重新面临混乱与衰退。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1966年布隆伯格搬到纽约，当时纽约正陷入混乱的漩涡：犯罪与毒品泛滥，到处都是废弃建筑，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街道脏乱，地铁上满是涂鸦，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种族冲突恶化，空气污染严重。那时中产阶级的梦想就是逃离混乱，迁往郊区。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
在当时的时代，这不是纽约独有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城市都经历了工作岗位与人才的大失血。城市的工厂纷纷关停，留下恶化的环境，土壤和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当时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拯救城市，而是城市值不值得被拯救。
但世纪之交的到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波的城市复兴，大城市对每代年轻人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文化、社区、餐饮和工作机会，这些都在步行或公共交通可达的范围内触手可及。城市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创新、多元化与发现探索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半数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预计到2050年，全球3/4的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城市的受欢迎度遥遥领先。
城市是拯救地球的关键
城市化有诸多好处，直到布隆伯格成为市长才意识到它至关重要的一个好处：城市才是拯救地球的关键。
这个关键事实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城市与自然看似水火不容。但实际上，个人为遏制气候变化做贡献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居住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公寓面积都低于城市住宅的平均面积，城市住宅供暖制冷的能耗也更低。城市居民更少开车，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走路、骑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出行。但人口密度不是他做上述论断的唯一原因，另外三个原因也很重要：
首先，城市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改变来自城市。从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说，确实如此。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都源自城市，城市排放了全球约70%的温室气体，光从数字上看，城市居民就比农村居民背负了更大的全球变暖责任，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向空气中喷吐有毒物质的发电厂或许建在城外，但用电的却是城市居民，因此城市的用电量决定了发电厂的排放量。
其次，几乎所有市长都比国家层面的立法者少一些意识形态考量，多一些务实。因为市长是民众福祉最直接的责任人。他们需要解决问题，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如果肮脏空气引发儿童哮喘，民众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提升社区的生活质量，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其三，市长们都知道遏制气候变化能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一直认为遏制气候变化是有成本的，那就是会导致经济放缓，不同之处只在于某些国家乐意付出这个成本，其他则不然。而市长们则有着不同的角度，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同。他们要对收支精打细算，考虑如何提供服务，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那么他们自然会问：做什么投资可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和企业？提供什么服务才能使我们在留住创业者、大学毕业生和民众上保持优势？
过去，城市经济发展依赖于留住各种企业，并通过刺激措施吸引新企业进驻。但在21世纪，企业流动性更强，全球联系更紧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且更为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应该首要关注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这就触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哪座城市的学校最好、街道最安全、公园最大、公共交通最发达、空气最清洁？
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人才吸引资本比资本吸引人才的效果要好得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是如此。人们想要更健康、更宜居的社区环境，人往何处去，企业投资就会紧随而至。
肮脏的空气是一座城市的沉重负债
所以在2015年，当北京市宣布将关停城区内最后四座大型燃煤发电厂时，布隆伯格并不感到惊讶：肮脏的空气是一座城市商业环境的沉重负债。北京这些发电厂带来的边际经济效益，早已为它们的净成本所抵消：城市居民健康状况恶化，外商投资因此流失等等。肮脏的空气使北京难以吸引专业人才，以及需要人才的企业。
在北京之前，早有城市为了经济或公众健康开始减排。本世纪城市治理的巨变之一，在于市长们开始认识到，要吸引私有机构投资就要先保护公众健康，而遏制气候变化又是公众健康的前提。为什么？因为空气污染威胁公众健康，而最大的空气污染源恰恰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
世界医学会前会长德纳·汉森，将气候变化称为“全球健康的重大挑战，它或将超越已知的主要疾病，成为21世纪最大的致死和致病因素，世界人口的健康必须成为气候变化讨论的核心话题，而非可有可无的事后考量。” 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都正将它列为工作计划的核心。
对于大众，气候问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并且迫在眉睫，当国家、社会、个人共同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或许理论上，我们每个人还真得像布隆伯格所说的那样，住在城市里，为环保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