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通宝为清世祖顺治年间所铸之钱。清军入主中原后，饱受长期战乱的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摄政王多尔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在京师试铸钱币，揭开了铸钱序幕。其后十几年里，又在全国设立铸钱局27家，并铸文于新朝钱币上:楷书对读的汉文“顺治通宝”。顺治一朝，此钱只通行平钱一种，定制为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期间，为了稳定经济先后改制五次，确立了清代的货币体系。随之产生了五种闻名于世的顺治通宝，史称“顺治五式”。
而顺治钱的第二式即顺治单字记局式，始铸于顺治二年、停于顺治九年(1645－1653年)。其形式类似于唐代的会昌开元:钱背由一个单一汉字(有穿上、穿右及穿左三个方向)记载其铸钱局；钱重一钱二分。顺治八年，钱重改为一钱二分五厘。清朝初年，制钱重量不断变化，顺治通宝汉字钱的大小轻重差异较大，有的钱局开铸时间短，开铸不久即停铸，这类记局记地钱数量很少。但湖北武昌局铸造的背面穿口上方铸有“昌”字的顺治平钱较为常见，图一就是顺治背上“昌”钱的图样。这是当今所有钱谱都明确记载的武昌局铸造的顺治二式钱。
到了顺治十年(1653年)七月，各省、镇钱局停铸单字记局的二式钱，开铸顺治背一厘钱(即顺治三式钱)，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较背单字钱制作精良，背文由穿右记局汉字与穿左“一厘”组成。由于“一厘”二字取折银一厘之意(一千厘准银一两)，可直接与官银兑换，故称其为计银一厘式。武昌局也按规定铸造了顺治通宝背昌一厘的制钱，图二即为该种钱的图样。对比二式钱，可见三式钱的铸造工艺确实有了质的提升，字口和地章更加工整美观，铸造量也有很大增长，所以，如今的存世量也比背上“昌”的二式钱更多。
至于后来的顺治第五式即顺治“满汉文”式的背昌钱更为常见，已属普通种类，无需再多介绍。
发现稀品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近来在钱市一个较熟悉的友人处挑选顺治老钱，挑了好几个钟意的，拿回家装册之后也没太在意。过了些时日开始翻查资料，这才吃了一惊，发现原来其中竟有一枚顺治二式背右“昌”的平钱(图三)。该钱直径26毫米，厚0.9毫米，穿口径4毫米左右，重4.35克。该币磨损厉害，正面的字口已经较为模糊，根本已经没有锋棱，背面的“昌”字笔画也不是太清晰。但其包浆十分自然老到，从地章、用料及穿口来看，此品钱是二式钱的铸造水平，比较粗糙，而且不是很圆，材质更接近青铜。总的来看，这枚钱应该是流通使用了好些年，然后入土埋葬至近期才出土。从其正反面都有明显的白灰土痕迹判断，应为湖北、四川及南方一带的坑口出土。可问题是这种版本的背昌钱在哪一类钱谱中均未曾记载。笔者搜遍了各大钱币网站及搜索引擎，都看不到这种顺治钱，至于钱币市场，即便是大海捞针，也再找不到了。
与上面两种武昌局的钱完全迥异的是，此钱正面顺治通宝的“通”、“治”二字笔画和前两钱根本不对路；背面的“昌”字虽然有些不清晰，但也和前两钱背上“昌”字完全不类；与昌一厘的“昌”字相较，也有细微区别。
鉴于当今仿冒技术过于先进发达，笔者先听其声暗哑发闷，又拿一枚真品的崇祯通宝比较，声音也基本类似；再看“昌”字的穿口左边，并无磨削做旧的痕迹，与周边地章齐平，无明显的低洼凹陷；又拿刀刮了刮“昌”字边缘，在高倍放大镜下看也没有粘贴的迹象，整枚钱的包浆很是自然通达；如果是后代(清末民国甚至是现当代)改范铸造的钱，其声音就会火气重而脆响；更重要的是，钱本身不可能会使用磨损得这么严重，所以，这枚钱应该没有仿制的可能。最现实的是，现今顺治钱的收藏虽然开始有些热，但价格还未被炒作过，因此，顺治钱本身的利润空间并不算大，至少还没有大到要花大力气来造假的程度，笔者购买也只花了几十元。
有待破解
当时，整个湖北还有荆州及襄阳在次年即1648年，亦设局铸造顺治二式背荆和背襄制钱。背襄也是在穿口上面，所以又称背上襄；至于背荆，却既有在穿口上面，也有在穿口右边的，分背上荆和背右荆两种。根据泉界对顺治通宝记局式钱公认的分类顺序，同为顺治二式，应该是背右钱在先、背上钱在后。依此推断，既然后一年开铸的荆州局都先有背右荆的品种，那么，先一年开铸的武昌局难道就不会先铸背右昌钱吗？至少在理论上完全可能，只是至今泉界均未见背右昌钱实物。
可是，这枚钱正面的字口与前两钱相比，实在太过不同。莫非这只是武昌局最初试铸的版本，做了一小批之后被废弃，然后重新开模，才做出后来的背上“昌”钱吗？更惊人的是，笔者又查阅了老版本的1989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钱谱》(国内泉界绝对权威的古钱币工具书)，发现在这部大部头的国家级辞书里，也录有顺治背昌钱，但却被归为江西南昌局所铸。再查江西钱局，其于1650年即顺治六年在赣州正式开铸顺治钱，此时确实是铸造顺治二式钱的时期，难道铸的就是这种背右昌钱吗？这实在是让人很难判断。
由于该钱具有浓厚的顺治一式钱即光背仿古式的风格特征，所以，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式钱向二式钱过渡时期的产物。就是在原来顺治一式钱范的基础上直接加上记局的“昌”字，就开始铸钱以供使用。鉴于武昌钱局早在顺治四年即1647年就已开炉铸钱(比江西钱局早三年)，距一式钱的铸期(1644－1645年左右)较近。事实上，更可能是各地既有开铸二式钱的，也有还在铸造一式钱的，因为当时全国还未统一。所以，武昌局较有可能拥有先前的一式钱范或者从别处借调原来的一式钱范作为母版，稍作调整改动后马上就能开工铸钱。因此，从常理推断，这种钱还是出自武昌局的可能性要大些。
如果是临时借用顺治一式钱范来铸造新钱，那么，这种钱也属于试铸性质，故而铸造量必定极少，这从此钱的传世数量和出土情况来看，就已经被证实。之后，武昌局依靠自力做出了新的钱范，即重新书写的顺治通宝面版和记局的“昌”字置于穿口上部的背版(见图一)，并一直沿用，直到顺治朝结束。
以上是笔者的一家之判断，难免以偏概全，期待方家共同鉴赏评判，还原解开真相，使泉界增添新的版本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