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香港西药业的故事》新书分享会
时间：2017年9月23日下午
地点：涵芬楼书店二楼
会议内容：
主持人：尊敬的金有豫教授、张大庆教授、于殿利先生、赵粤先生，以及在场的各位读者朋友、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在周末午后，前来参加由商务印书馆与香港药史学会共同举办的《香港西药业的故事》新书分享会。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次活动得到了我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今天总经理于殿利先生也亲临现场，谢谢于总。
我们的分享会有幸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的金有豫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大庆教授。
金教授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之一，组织编写编译了《新编药物学》《医用药理学基础》《国家基本药物》《中国国家处方集》《马丁代尔药典大全》等经典药理学专业书及工具书，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造福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金教授在2015年被授予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医药卫生奖"吴杨奖"特殊贡献奖，本月初，金教授刚刚度过他的91岁生日，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祝金教授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张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学图书馆馆长等职，还兼任国际医学(000516,股吧)史学会理事。在医学史的国际交流与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张教授领导的团队自上世纪起便一直处于国内前沿地位。就在本月上旬，在张教授的推动下，国际医学史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国际医学史学会第一次在东亚地区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张教授主编的《医学史》、专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等获学科内专业好评，而由他引介主译的《剑桥医学史》《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更是获得社会的广泛好评。谢谢张老师的光临。
《香港西药业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赵粤先生受过严格的药学专业训练，曾长期在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从事药品、医疗仪器和营养保健品行业的工作，因对药学史的热爱，坚持不懈地利用业务时间，从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搜集香港西药史的资料，并采访香港药剂业的前辈和翘楚，利用这些文字及口述史料，为我们勾勒了香港医药近两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这本书以医药史这样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鲜活的香港历史画面，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本书的出版有着独特的意义。谢谢赵先生！
光临本次活动还有北京友谊医院主任药师汤光先生、北京药学秘书长薛立宁女士、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梅丹女士、中国中医科学院万芳研究员。还有赵先生的太太赵李凯伦女士
欢迎大家的光临，请于总讲几句话。
于殿利：尊敬的金老师、张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媒体同仁，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学术分享会，我只要有时间我特别愿意参加我们每一本书的新书分享会。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们出版图书，几乎我们都是外行，我们愿意用每一个机会学习。说到医学大家可能会想，我们纯科技的图书不敢碰的，一个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的品牌，还有我们编辑队伍没有学医学的，出版业是很专业的领域。但是关于科技人文方面，我愿意出，因为我觉得科学发展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尤其是服务于人的生命，至少十几年前我们出版了一套系列的书，前几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西医的故事》，加上今天我们出的《香港西药业的故事》，我自己比较看中它，而且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还好，到这个年龄总得跟医院医生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最近这两年争论最大就是医学是不是科学？这是很大的争论。以前以为是科学毫无争议的，有人说医学不是科学，这个我们不去管它。还有中医和西医是对立的吗？我觉得不是对立的关系。医学是不是科学，我是外行我不敢说，但是我从事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我愿意说医学至少具有文化，关于病理起源、关于治涝的方法、关于药物应用，体现出人对生命、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态度一种认识，我觉得它至少是一种文化。
再说到中医和西医完全不是对立的关系，就是人们对生命、方法所有一系列的措施，不同的认识，是不同的文化。我学的一个学科叫做亚述学，从苏美尔人差不多一切文明的起源都从这里来的，我在我撰写两部书里面都有医学这样一个章节。在这个里边我们说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因为苏美尔人，在亚述年代里面中医和西医都存在。他们有两种医生，一种医生叫做阿苏，另外一种医生叫做阿希普，这两种医生用不同方法的对待人类的疾病，不同方法源自于对病理认识不同，差不多相当于中医和西医。中医是对于植物和草，我们说每一种植物都可以治疗另外一种细菌带来的危害，这是植物所产生的方法。在苏美尔时代，同时我们说的西医，在著名的巴比伦法典当中，有关于手术治疗造成医疗事故怎么样惩罚，条例很多，那个时代开始有医疗手术事故。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时间，苏美尔人文明发展鼎盛时期公元3000年代，巴比伦发法典里面法阐述那么多关于手术的问题，相当于我们的商朝，就是那样一个年代。所以我说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关系，它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今天我出版这本书我也是刚刚出差回来拿到的，我自己更看重它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还是从文化的角度，体现医学和药物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是独特文化的传播。第二方面具体到香港西药业，它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香港近现代独特的历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出了它的历史。第三我相信它肯定对医学专业的工作者会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最后我还看关注作为企业的屈臣氏，把自己企业和整个人类生命关爱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企业精神。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今年120周年，120年来我们始终把我们自己的事业和整个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所以1897年创立的时候，我们提出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八个字的使命。现在我们几乎每天不知有多少企业诞生，但是没有多少企业能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存在，这就是使命。我们不能像医学和药理学那样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创造了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大批激励我们向屈臣氏这样的企业学习，我们共同为整个美好人类贡献自己一点力量。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金教授。
金有豫：因为职业病的关系，坐着说不出话来。好久没有讲课了，今天在这个会场发言很紧张。尊敬的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写的一些东西，说的过奖了，都是组织大家写的，我起的是一个组织作用，参加都是国内的医学药学方面的顶级人才，所以我说功劳不属于我，是属于大家的，过奖了。
今天这个会是赵老师邀请参加这次新书的分享，新书是赵老师著作的，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自己也读过这本书，很受教育，收获也很大。我跟赵老师认识是不久以前经过梅丹教授的介绍，见了赵老师也不陌生，初次见面就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因为我都是药学工作者，头一次见面以后谈得十分投机。谈的过程当中知道赵老师有一本大作要出版，而且开分享会邀请我参加，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十分高兴来参加，而且对赵老师写这本著作十分的佩服。赵老师在药学方面基础比较好，工作经验非常丰富，造诣很深，现在担任香港药学史学会的会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前几天收到出版社寄给我的《香港西药业的故事》，西药业在香港从鸦片中转站到屈臣氏的全球化，书名看起来有点陌生，有点怪。但是读下来，我觉得很引人入胜，我花两天拜读一下，很仔细像读文献一样深入阅读，把它读完，所以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虽然这本书的名字是讲故事，实际上它是一本香港的历史，筛选的是一个屈臣氏药业全球化的发展，实际上讲得是香港药学的发展史，更可贵的是讲这两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人民中国药师所起的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对药师起的作用的情况，效果是最大。我过去对香港认识比较肤浅，只是了解到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被日本占领过，另外也知道香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贸易港，其他的就了解不多了。对它是一个特殊的贸易港，因为解放以后受教育过程当中，当时也想既然新中国成立了，为什么不把殖民地马上收回，后来了解到为什么不收回，因为那时候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像现在美国要封锁朝鲜一样，但是性质不一样。为什么封锁？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说，要把新中国像新生儿一样掐死在摇篮里，因为刚刚成立，不要让它长大，现在我们看到壮大起来想掐都掐不死。那时候不收回殖民地有道理的，我们通过这个贸易港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1997年我们已经壮大了就可以把它收回来了，所以香港在那个时代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读了赵先生大作以后顿开茅塞。这当中对很早以前香港作为殖民地，一个是作为英帝国主义的，那时候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来叫做英联邦，但是都是它的殖民地，这方面情况知道的更多了。
也从这里头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人蹂躏侵占，那时候我在上海，能体会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负，这种霸占的地方，因此看到赵先生写的香港情况也深有体会。
在赵先生书里面对这个阶段，咱们中国人劳动人民对最早期的香港的各种建设，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所进行的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殖民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使我了解香港更全面一些了，对我也是很深的教育。
我是生长在旧中国，工作在新中国，生活、学习、生长在上海，工作在北京一直到现在，很简单，但是对屈臣氏的问题我原来是一知半解，在上海的时候它是一个名牌的汽水，饮料，怎么跟这个药挂钩了。在上海也有屈臣氏药房，怎么它的发展影响咱们整个药业的发展，不太清楚，所以读了赵先生这本书以后有深刻的理解。
赵先生的大作通过香港药房在香港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以及对鸦片的管理其复杂的变化过程当中，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描述，使我们了解到药剂学发展的历史，又了解到了工作在香港发展过程中的，药剂学人员对医疗卫生，特别是流行病过程当中药剂学人员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政治上面他们当时也进行了一些斗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所知道的书里面也说到的，就是抗美援朝期间，很多的伤病员需要抗体药，那时候好多新的抗生素咱们得不到，都是通过香港贸易渠道得到的，为了挽救战士们的生命起了很大作用，这些问题赵先生在书里面都充分体现了。所以看上去是这么一个故事，看上去是这么薄薄一本书，实际上讲得是发展史，讲得是大道理，讲得是爱国主义，它的份量重千斤。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出版单位，世界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它来组织赵先生写的这本大作，正好是珠联璧合，所以我这里祝贺赵先生大作出版，我阅读的还不够仔细，体会还不够深，但是我非常感动，在专业、学术、历史、思想方面收获比较大，愿意跟大家分享，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祝新书分享会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金教授，下面有请张教授讲话。
张大庆：尊敬的金先生、尊敬的赵先生，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赵先生的新书发布，也很高兴来到我们商务印书馆，这个地方我常来都是买书，这次上二楼参加新书发布会。商务印书馆在我们读者心目中，大家都深感到对我们智力提升有很大促进作用。赵先生这本书在商务印书馆出也是非常好，于总也专门讲了商务印书馆对医学、医药方面有兴趣。我是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学术会议，赵先生参加我们会议，后来他说有这样一个想法出书，我也很高兴很早阅读了赵先生的初稿，也很荣幸赵先生让我帮他写了一个序言，有一些观点我在这里面都谈到了。这个分享会上我想讲西药业其实我们原来关注很不够，我们关注医学内容很多，谈到医学很多，这个和老百姓(603883,股吧)比较近。药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辅助，药就是辅助的，主要是看医生。其实更早的时候，医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医生就是很好的药师，比如说神农尝百草的时候，他是很好的医生也是很好的药师。盖伦是罗马的医生，他做得药学也很好。很多很好的医学家，比如说孙思邈也是药王也是很好的医生。还有文艺复兴时期亨利·堪富利士开创了很多药，当时的梅毒他用了汞剂，药物的使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勇敢，金银铜铁等各种各样的金属，各种各样的植物，各种各样的动物我们都拿来做药，都曾经试过，也有很多人试死了，但是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使得我们人类对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到现在化学药、生物药都有很好的了解。这个故事不仅是讲的香港药业的发展，让我们理解药学整个进步对我们人类健康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西药业大家可能不是太关注，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围的药房越来越多，因为医药分家，原来药房在一个城市里面很少，大多数是医院里面开药，现在我们很多药师本身起治疗的辅助作用。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我听到金先生做临床药学的，这方面非常重要，怎么更好的指导用药。西药业早期很多药房的药师，也是懂医学懂治疗，我们中医原来很多在药房里面中药房的药师帮助我们看病治疗，西医也是一样的。苏美尔文学里面讲到不同的医学文化。其实中西医的医学文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别大。我们总是觉得中医和西医差别很大，早期中西医差不多，一百年以前中西医差不多的，西方很多的药物西药都是来自于本草矿物质，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也没有什么差别，人们想的和感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由于我们很多文化，我们对西方了解不到，使我们感觉到好像中西方差别特别大，我觉得中西方差别和我们有些方言差别差不多的，比如说广东人和东北人的差别，不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北京人和纽约人的差别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书，我们感觉到，我们了解西药的时候，比如说当时的上海，还有汉口、北京这样一些药业这里面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像药店，屈臣氏，很多药店里面也是卖点杂货，西方现在也是一样的，也是杂货、药货，现在都是相互混杂的来卖，其实也可以给人提供很多的帮助。
在现代我们医药分家的倡导之下，我想西药业药品和零售业都会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帮助我们人民更好的应对疾病，或者更便利地运用在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上面，药业的作用也会更突显出来，我们有更好的药师临床指导，像不是很多太重要的病，去药房购药，我们看病贵，看病难，也不一定去协和去，协和什么病都看，感冒也看，其实没有必要的，这个对我们药物对医学的了解，通过药业的发展，来真正让我们对这方面有了解，使得我们的健康可以有更好的保障。再次感谢商务印书馆和赵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让我们了解医学了解药业，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主持人：下面隆重请出赵先生，请他做主题演讲。
赵粤：尊敬的金教授、尊敬的张教授、尊敬的于殿利总经理、杜非编辑，还有尊敬的北京市的药剂专家们，还有我们中国中医药文献研究所万芳教授，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来到北京，参与这次活动，能让我有机会与朋友们学习交流。首先感谢第一位致辞的金有豫教授，他也是咱们中国的药典专家，其次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他是我研究香港西药史的启蒙老师。四年前我参加了他举办的国际医学会议，当初他启发了我对现代药学史的兴趣。更巧的是在是次会议当中，坐在我隔壁就是杜非编辑，在过去三年当中，杜非无时无刻地鼓励我，在内容写作方面持客观的视角与认识。也感谢商务印书馆，尤其是于殿利总经理的支持让我在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0年之际出版了这本书，也给我一个机会，向祖国的统一敬礼。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送给我夫人李凯伦纪念我们今年结婚25周年。
下面为一个笑话:2017年8月某天虚构的金教授、梅丹、杜非的微信朋友圈中对话。
晚上7点:
梅丹主任微信给金有豫老师:"晚上好，好久未见，最近您老人家还好吗？"。
金老说:"还行就是睡眠有点差。(金老自言:我最需要的是快速入睡安眠药)"。
梅丹:"我有一个香港朋友，赵粤，介绍给你认识"。
金老:"干啥的"？
梅丹:"金老,北大医学院的张大庆教授说赵粤最近有新创作"。
杜非:"对呀，我这里本周六下午就有发售"。
金老:"哪是CFDA通过了吗？(CFDA为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
杜非:"咱们家卖得都是经过审批的，童叟无欺，百年老店，金漆招牌，闻名中外，您老人家放心吧"。
金老:"(以为赵粤提供的是安眠药)哪我可就安心啦，请赵先生与我联系吧"。
晚上7点10分:
赵粤微信给金有豫老师:"金老:您好，梅丹主任介绍我来找您，我的新书《香港西药。。。》
金老:"啊，啊。
今天，我的题目是《香港西药业首一百年的历程1841-1940》，这个题目取自我这本书《香港西药业的故事：从鸦片中转站到屈臣氏的全球化》的其中一章，其英文版于2006年9月份的英国《药学史》杂志已发表。
香港西药业首一百年的历程面对什么挑战？今天所谈的这些挑战，也包括香港的历史，19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什么？有什么法律保障药物安全流通，为什么传统中医药未能在香港正常发展起来，还有为什在药剂师在香港是有限制的培养。
历史上的香港位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拥有天然深水港，为广东省新安县管辖，是一个几千人口的渔村，主要商业是香料加工和渔港，因此命名为香港。1841年到1881年年间财政收入来自卖地、造船、修船业务，和鸦片中转到中国内地。1882年开始内地鸦片通过香港出口到其他国家，香港在当时中国华南地区的作用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投资者作为融资和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桥头堡。香港最早的西药业主要是为殖民地官员和外地人士来华服务。
我们看到英国最早在1596年尝试到中国寻找贸易机会，在80年后的1672年英国在台湾设了贸易站，当时清政府允许英国商船定期航行于厦门、广州。第一任英国来华大使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在1793年到了北京，见到乾隆皇帝，欲打开大门，但是不得要领。其后第二任WilliamAmherst在1816年也来华，但也是空手而回。从17到19两个世纪中的，中国茶叶和丝绸出口贸易顺差，变为英国通过出口鸦片到中国，变成贸易逆差。当时钦差大臣林则徐请示过道光皇帝之后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烟。
这件事情激怒了英国，为了保护大英帝国的名声，荣誉，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发动了1840年11月在广东虎门第一次的鸦片战争，两年后1842年8月29号清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并把香港岛永远割据给英国及允许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口通商。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全面开放鸦片进口和劳务输出。自1830年到1886年的半个世纪当中中国从鸦片从进口国过度成为鸦片出口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和内陆先后有80个城市对外开放，就像咱们1984年以后改革开放那样，当时鼓励贸易。从1850年到1939年期间，估计有600万中国劳工通过香港到美洲和东南亚谋生。1850年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取代了广州，自汉朝以来对外通商的港口。当时香港只是对华贸易一个前站而已。
1840年香港成立少数西药诊所和门市药房，统称为药房，例如香港大药房、维多利亚大药房，主要服务对象是外国人士和西洋海员，大部分商业还是在中环进行。1848年，香港有六名药剂师，主要服务外国人。本地的中医师是传承传统医药照料当地居民的健康需求。当时殖民地政府统治香港期间，中医药被视为本地习俗，不是一种科学，这个观点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后才改变过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澳门和广东贸易不断的下滑，而香港迅速取代它成为南中国转口的贸易中心，许多当地土生土长的葡裔人士替香港殖民地政府和私营企业服务，有的成为了企业家，开始了自己的西药事业。19世纪中叶在香港殖民地的药房，就像张教授所说的，那个时候医药没有完全分得很清楚，有些时候是医生主导，有些是药剂师主导。药房一般都是药剂师经营，不一定是受过培训的药剂师，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当年，香港法律只允许药剂师才可以销售毒药(毒药的意思就是有毒性的药物)。除了政府医院提供一些西药配药服务以外，殖民地政府药剂师也对进出口香港的鸦片做质量鉴定，鉴定完以后有一个香港政府认可的鸦片含量标签，表示有一定治疗的水平。有这种政府质量标签的鸦片售价比没有政府质量标签售价的高三到四倍，表示有政府质量标签的是高质量鸦片。
政府医院的药剂服务；第一位香港政府草药师(或称药剂师)是博特略(AlbertoA.Botelho)，他是澳门出生的葡萄牙裔，曾是一位有配药经验的药房经理，但是他没有完整的药剂师的资格。第一位受过正式训练的药剂师，通过英国药学会主办的药学考试获得了药师资格，是来自于英国苏格兰班夫郡（BanffCounty,Scotland）的休·麦卡勒姆(HughMcCallum)，在1879年11月份来到香港。
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在广东大药房任职主诊医生的彼得·杨（PeterYoung）是一名外科医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了香港，于1841年开始私人执业，成为香港大药房的合伙人，他的弟弟，詹姆斯·杨（JamesYoung）兼任诊所药剂师。香港大药房在1856转给一位屈臣氏医生（Dr.ThomasBoswellWatson），他是英国人来自澳门。1958年屈臣氏医生让他的侄儿，亚历山大·斯柯永·屈臣氏(AlexanderSkirvingWatson)，管理香港大药房。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大药房同时间也叫做屈臣氏大药房。它的业务发展是在1879年，当屈臣氏大药房被约翰·大维·堪富利士（JohnDavidHumphreys老堪富利士）接收。老堪富利士让他的儿子，亨利·堪富利士(HenryHumphreys，小堪富利士)到英国读药剂学。1889年，小堪富利士回到香港，把他父亲的屈臣氏大药房从一家在10年内经营到100家。药房发展这么快的战略，就好像现在加盟店的概念，不是自己一家一家的去开。在天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屈臣氏大药房，如果你跟他购买一定数量的药，你的药店也可以叫做屈臣氏药房，所以他在十几年中发展了100多家。到1940年屈臣氏庆祝100周年的时候，在香港的药房零售业已经有一半市场的份额。
斯图尔特·安德森(StuartAnderson)在《帝国前哨》一文所示早年殖民地药房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最初通常是船上外科医生为药品负责人，然后转移到陆上的军事外科医生，其药品职责很快被委托给下属，药剂师或药剂师助理。对药品的责任被首先传递给化学师和药师，最终由药剂师接管"。
所有香港殖民地的法律都源自英国法令并根据本地情况修改以确保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使用同一法律系统管治。自1841至1858期间在香港一直都是没有任何限制销售毒药包括鸦片。
当年《熟鸦片授权与销售管制条例》的制定是第一个与化学师与药师有关的法令需要以下的专业人仕：
"具备欧洲或美国文凭的医生或药剂师可以炮制和销售熟鸦片用于真正医疗目的"。
其后，第二个与化学师与药师有关的法令是《1864年陪审团名单》，其中规定的修订为："化学师与药师被免徐作为陪审员，并在陪审团名单里作了相应剔除"。
首一百年的挑战是什么？刚才讲到一些背景，
当时香港殖民地边境开放的政策,一个世纪以来从大陆尤其是广东省先后有三波移民的涌入;主要是农民工而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大力助长了香港工商业的发展。
第一波是1841年至1864年即两次鸦片战争时期(1839年至1842年,和1856至1860年)和太平天国在南方省份的武装运动时期(1850至1864年）。1864年,香港人口已达125,504人高峰,包括4,007名英国和外国侨民。
第二波是新界在1898年7月1日正式租借给英国99年后,从1900年至1911年时期,尤其是义和团在清末的起义带来了社会不稳,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并在1911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香港人口从1901年的206,162人再次上升到1911年的450,739人(含11,225英国和外国侨民)。
第三波是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的爆发由此引发出走内地到香港的人潮。从1931年的85万人口增长至在1940年的182万人口（包括24,125英国和外国侨民和约75万难民）。香港居民从1841年到1940年人口飞跃了近200倍。
第二是英国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政策，积极不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殖民地的财政预算以自负盈亏为目的，全球鸦片中转站而起。
李翊骏教授在他的论文指出:
"简单，低税制对殖民政府的后续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时至今天，香港仍然是一个最低税率和少福利的一个自由贸易港也是目前社会聚焦讨论的议题。
马克·哈里森(MarkHarrison)是英国牛津大学医学史的专家，他的著作中称：
"普遍的思想是远离干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混合物。每个人预计照顾他或她自己的健康，死亡率高是可以容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你成熟长大了，不能再靠一个奶嘴给你喂奶"。简单低税制对殖民地政府后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香港仍然是一个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港，也是目前在香港要考虑的议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楼价很高怎么办。
另外一个面对的挑战是疾病和流行病。
19世纪40年代初,痢疾和疟疾散播主要季节是在炎热和潮湿的夏季，尤其是与潮湿的沼泽和积水所造成的环境相关。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尤其是军事人员在香港因腹泻,痢疾和疟疾引发了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流行病主要为发烧，腹泻和痢疾......英国的指挥官，狄阿桂拉将军，已宣布若要保留香港，每三年的军事人员损失需要一个团的补充......已规划的墓区很快就被填满。总测量师很难找到另一个适当位置作为第二个墓区"。
医生也难逃幸免:从1847至1873年的26年内，8名殖民地政府医官中的4位死于各种疾病。
为什么传统中医药未能正常发展起来？
在殖民地时期只有西医药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提供个訓練与本地人才而传统中医药不被重视。特里克·泽卡巴(PratikChakrabarti)一书部分地概括了：
"欧洲的医疗传统和做法是殖民制的一部分。欧洲的医院，药物如奎宁，疫苗，欧洲医学院校提供人们西医学位，只承认西医药--成为主导与殖民影响力和权力的传播。由于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收集热带医学标本，他们经常提取当地药物用于自己的药品原料，但不鼓励采用这些传统药物。他们引进欧洲自己制造的药品和鼓励当地人使用。欧洲殖民地当局控制医科大学，学位和执业许可。这些往往令到传统医学被边缘化"。
香港在殖民地当局培养本地药剂师我们看到在1931年有26名药剂师当中，有6名为本地培养的药剂师。本地培养药剂师的原因主要是1913年至1915年两年间，因为第一次大战的原因，在殖民地政府任职的草药师和配药员的离职率偏高，培训化学师和药师的需求变得迫在眉睫但并不代表殖民地当局发展本地药剂师培训的长期规划。
结论就是说在这一百年内，内地从晚清王朝过渡到年轻的国民政府大时代背景下，西药业在香港全面发展是事实，1840年到1940年，西方西药快速成长，西药的配制、销售、供应链分销受到香港市民慢慢的逐渐接受，让诸多挑战，包括膨胀的人口，积极不干预的政治经济，低税率的政策，药物安全流通的法律，培养本地药剂师，西药业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等等医药发展，到今天还是深受影响。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赵先生的演讲，刚才张老师、于总也提到了赵先生这本书虽然主要集中在香港西药史上，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以及思考，所以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讨论的环节。为了营造讨论的气氛，我们待会儿请几位嘉宾坐在台上，跟现场嘉宾有一个互动。我会有一些问题，做一个引子，欢迎在座的朋友们，随着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与我们在场各位老师和各位嘉宾，做一个讨论，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碰撞和一个延伸下来的思考。
--圆桌环节--
记者：请问一下金教授您主持编译的《马丁代尔药物大典》(Martindale'sCompleteDrugReference)是世界性的药品总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临床用药指导，您主编的《中国药典》，与《马丁代尔药物大典》有什么不同之处？
金有豫：这个问题可能从书名字上有点误会，马丁代尔以前最早的名字叫做《药典以外》(TheExtraPharmacopoeia)有人误解它是一个药典，它不是药典。跟中国药典比较，这个比较不恰当的。因为在马丁代尔诞生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英国有药典，但是药典以外用药的标准、作用，各方面的资料没有，药典以外的东西，补充药典标准品种的不足。在发展过程当中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它也是补充药典不足。而且美国的NF都是民间的，不能作为国家药典法定的一个东西补充，所以后来英国药典改变了出了一本《英国药剂法典》(BritishPharmaceuticalCodex,BPC)，作为它的补充，美国就把这个BPC吸收过去了，变为它的药典的基本东西。美国的《国家处方集》(NationalFormulary)是药典的补充，英国的《国家处方集》(BNF)就是一个处方集。英国取消BPC，它的官方的作用就转变了。马丁戴尔(Martindale)是英国的药剂师的名字，他的儿子也是药剂师，他儿子当药师正好是转变的时候，国家把法律规定了，所以他儿子把这本书的性质改了，改为参考马丁戴尔的药学的熟，要求临床专家跟他一块编这个书。到了孙子没有人继承了，英国出版社被美国买过去了，不知道到哪一版变了名字了，叫做《完整药物参考》(TheCompleteDrugReference)，就是丰富的参考资料，或者是数据库，所以改了名字了，现在名字就是《马丁代尔药物大全》，它跟药典开始有那么一点关系，是补充药典的，中国与国外药典都是法定的东西，国家制定标准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赵粤：刚才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前身就是叫做《中国药典》，193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有三个人参与了它的编写，当时协和医院的院长就是卫生部的部长。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马丁代尔(Martindale)，这两本书在你们临床使用上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梅丹：是我们常用的参考书，药典我们主要看药品的质量标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马丁(Martindale)里面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每五年更新一次，也类似于药物大典的性质，是临床主要的参考书。
金有豫：我对这个问题再解释一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版是1953年出的，以后不定期的出更新版根据需要，后来每隔五年出版，第一版是1953年，第二版1957年，后来是1963年，文化大革命停止以后又恢复了，大概就是五年十年正规化的进行。开始出药典的时候，是归卫生部的药政局来管，药典的标准，全世界各国药典都是药学标准控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药物说明书谁来管，既然药典是标准，药品说明书也管起来，因此它建议在每个药典后头加上300字左右，叫做作用、用途、用法、用量、还有不良反应、毒性、剂量，有四个用，作用、用途、用法、用量，一般是药典后头有四用，就是说得这个。这是原来国家药品制药工业不发达，药品没有写很正确的说明书，因此药政局说让药典负责，那时候请上海的药剂师张教授执笔，第一版药典有这样一个特色，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典都是说的药品标准，没有说药品说明书的问题。经过了几年以后，大概在198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由于治疗发展，药品的品种有些不见得在药典体现出来，你这个说明书怎么办？另外说明书三四百字，对于药品说明书指导上，可操作性、可读性、可管理性又不够，这个问题出现了，怎么办？所以有几位专家，药典会负责的副主任等，他想怎么办？就向国外学习，正好发现美国有一本书叫做USPDI，USP是美国药典，DI是什么意思？D是药，I是Information，有这样一本书，拿来一看，这本书的出版是药典的配套丛书，就是为了管理美国说明书而出的这个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叫做《医疗专业人员》（ForHealthCareProfessionals），提供健康的，谁呢？大夫，一本是给大夫的，实际上就是药品说明书还挂在那里。另外一本叫做《给病人的建议》（AdviceforthePatient），用简单的语言给病人参考的。因此把那本书借过来看了看，就把它翻译出来了，那里有的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名字叫做什么？说是说明书，说明书干什么用的？给大夫参考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因为大夫查阅的药不见得在药典里面有，所以这本书除了药典品种以外，非药典品种它的说明书也在里面，因为那时候新药审批在卫生部的药检处管的，这样统一起来了，出了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临床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为说明书参考的。开始是卫生部药政局管，后来药政局的编制体制取消了，交给药监局了，所以这本书归药监局管，到现在每五年出一版药典成书，也提供说明书的参考。参考为参考，别乱套了。
赵粤：我想刚才也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起源，请您与我们分享以下他的演变过程。
金有豫：这个问题很抱歉，药典分了很多部门很多组，药品来说，有中药、化学药、生物药，有标准组，还有其他组，我参加药典开始是从刚才说的四用上头，因为是搞药典的，原来是张教授起草的，我是张教授的学生，又在北京又很熟，他在上海，因此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学校，学校转给我，让我参加，我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药典品种的发展也有统计，我记不住了。人员原来药典会委员比较少，现在大概有三四百人，我们参加叫做医学专业委员会，因为药典虽然是药，但是对临床应用方面使用，没有委员会说哪些药可以进入药典，没有价值的进入药典谁拍这个板，就是医学专业委员会，对新版出来以后，经过快要改版的时候，哪些药取消不用了，或者退世的，哪些药这几年不错应该放进药典，它提出一个方案，可以了，化学组、生物组、制药组根据这个情况其他方面再补充新的，五年一版，这样更新。另外还有医药名词的组。
主持人：张教授，在您的文章和著述中，始终在强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医学思想、诊疗技术及保健服务内容的不同"，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特别大的不同，就是近代以来中医与西医对峙或者并存，这是绕不过的问题，从医学史的角度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国中医学、中医药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
张大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描述，第二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些主观的感受，从客观现象描述，现代医学包括进到中国以后，特别是来自于医药、化学、生物，这方面跟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西药也是我们前面讲的很多草药，包括早期很多的西药也是从本草里面，像阿司匹林，毛利黄都是从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包括像鸦片，鸦片早期主要都是药用的，鸦片止痛镇咳，都是药用的，后来才有其他的作用。早期提取的药物到了现代化学发展以后，有更多的新的合成，这样可能更加的便捷，更加的便宜，对市场冲击很大。使人们感受到中医西药之间的差别，特别是20世纪之后比较明显的反映出来，这是一个明显的感受。
另外一个方面在现代医学发展以后，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新的像抗生素，还有一些化学药物，那时候主要是传染病，这样对传染病的这种疫苗这种化学的药物当时是比较有效的，所以说给人感觉西药来得比较快，效果比较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而传统医学在这方面的确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时有很多中医生，中医也都是要找到很多改变的方法。当时有中医现代化，有中西医的汇通，有很多人努力来做，包括制药方面也有很多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是相互调整适应。
药业很有意思，包括仁丹，仁丹是从日本来的，当时中国有国药，中国用了另外一个，日本的仁丹用仁义的仁，中国改名叫做人丹还有良丹竞争。中国国药业，本土药业一般改变自己，一般也有市场的运营，商业运营也是逐渐的改变。
另外一方面民族情感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保留，中西医之间较杂在一起，其中很多不仅是客观描述有很多主观的搀杂进去。医学和药学总体来讲还是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哪些用得好，效果好的时候逐渐被人民所接受。早期我们讲药都是毒药，其实药和毒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些是量的差别，很多药一定的量是生理作用，大的量是药理作用，再大的量就是毒理作用。有很多宣传传统药是自然的、绿色的、无害的，引起很多人肾脏中毒、肝脏损坏。比如说女性减肥，吃减肥药最后把肾给吃坏了，无论是植物药还是致癌药本身也有很多毒性成分在里面，我们针对这有一定的量，西药也有它的毒副作用，任何药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都要了解对症，适量，要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使用，不能随便使用。无论是中西医不是简单文化差异上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只是凭一种情感，凭一种感受，可能往往是起不到更好的作用。
赵粤：中药和西药发展，我个人可能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因为我在上海跟很大一个中医院的药房主管聊过这个问题，他本人对中药和中医发展很悲观的。他分析说，第一一些中药的质量已经开始下降，下降原因是因为农民在耕种农作物的过程当中，他是希望高经济效益的农作物，所以他希望耕种一些能赚钱的，如果是中药材，价格很低，它赚不了钱，赚不了钱，他宁可耕种草莓等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这样的话，差不多每十年有5%的传统中医药材，就不会被耕种，同时间耕种一些新的中药材跟原来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经济的原因。
第二个他说中国培养一个西医师的成本，西药读完五年实习两年，然后在专科继续学习五年，如果政府投资10年到12年，或者15年，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专科医生出现。但是你如果投资给一个中医的话，你可能不止15年的时间，因为这个中医生累计临床经验和了解不同本草中成药的效应需要30年到40年，从经济角度来说不划算的，政府如果从经济角度给人民最大医疗经济效益的话，可能就是西医这个方向。三年前，上海市最大的中医院药剂科主任跟我讲上海市政府做过一个内部调研，如果中医院关门不开业，现存的西医院需要多少时间能够提供给所有上海市民医疗服务？他跟我讲是一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看中医或者吃中药的病人接过来，政府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医院提供的医学教育，基本上70%的教育基础科学内容都是西医的解剖、生理、生物化学、中医院目前也很多提供了诊断，还有放射等等。基本上在过去三十年整个中医体系包括中药从农作物开始耕种到目前为止都有很大的改变。
这位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后来跟我讲，他本人觉得30年后基本上中医中药没有宏观价值，唯一的价值就是养生的概念，有限的土地，高质量的土地，你种一些高价值的中药养生。这个是很悲观的，我不知道金老您在过去从民国到新中国，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金有豫：这些方面我实践当中有点体会。因为中医中药两个问题，中药大多数都是植物药，刚才张教授也说全世界各个国家最早都是从植物药起家，后来又矿物药和动物药等。咱们中国也有矿物药和动物药。中药和植物药有什么区别，就在于用它的年头多少，怎么确定它的疗效经验。中国历史悠久，从神农尝百草上千年，一代传一代，后一代把前一代错的改正了，一点一点的进步的。进步当中不光是实践，也有一个中医药的理论。中医有一个理论体系也叫做传统药，传统药就是中医中药，最大差别中国中医有它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哪来的？从实践里得来的。观察到一个病人的改变，病情的改变，病人健康的改变，临床的表现，再经过这些表现尝百草，怎么尝法不知道，最后总结出来能治这种病的药，或者这个症状相对有什么药可以治疗，找什么，这样发展医药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我原来也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需要办学，要培养赤脚医生，没有中医中药的人员，让中医去培养赤脚医生，对那些病至少，我认为西医能诊断，可以给他看好。让我们搞化学药的西医，讲中药真是迫于压力，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里面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这些学生，权力可大了，到了后期我们要往治疗培养，让我们讲中药。我说这不行，但宣传队告诉我们，现在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讲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你讲不讲是态度问题，那就是你保证不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因为毛主席提倡赤脚医生，毛主席提倡中医中药是个宝，那时候迫于压力不讲不行，怎么办？一个是我们大夫也好，我们中医药也好，北京中医药派一个人给我们上课，一个礼拜学成，听得是天花乱坠的，只能知道有这么回事。
所以从这里头理解了中医的，它是一个理论，什么理论？我觉得是一分二，就是朴素的变成了人文主义。它有对立的，寒冷热、阴病阳，身体功能也好，疾病表现也好都按照这种分。另外中医发展过程当中也会碰到过动物的尸体，人体的尸体，知道这个尸体有哪些脏器。因此中医一个发展有一个辨证，从几方面分析这个现象。比如说这个人看病了，脸通红的，这是热的，是实得热的，还是虚得热的，因为热有调节，往上调节强了那就是实的，往下调节弱了那就是虚了。看你唾液怎么样，有还是没有，是湿还是干，另外看颜色，尿黄，浅黄、还是深黄。望、闻、问、切，这四个方面，望就是望你的脸的颜色，闻就是闻你这个气味，问就是问症状。切，就是切脉，实际上切脉不是重要的，主要是前面那三个，切脉代表肾脏的强弱。然后分析完了，拿中药给对起来。要是热就是寒药，要是寒就是用热药，中药给这个对起来。中医把这些背下来，大夫背方剂倒背如流，让我们讲中药的话，按照这个思路整理一下，讲是讲出去了，连我自己都不懂，还是没有实践的经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深深理解到中医看病，还能把病看好是科学的，不是伪科学的，只是它的体系，跟西药体系不完全一样，但是思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是正常的，他发现异常就得病了，这个异常是正常身体本身跟外界的不平衡。咱们现在平衡了，以前动物靠皮毛，后来进化了人穿衣服，调整了，人和外界环境各方面调整了，就是平衡了。人身体内部各个器官各个方面也是平衡，在两者平衡之下人能正常生活，这个平衡失掉了，就得病了。中医按照它的思路发现这个不平衡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给纠正。西医这种平衡用一个物种解释它，中医靠观察事物归纳总结，也是一个理论，但是没有物质基础，不容易被大家接受。实际上中医和西医主导思想，对疾病的认识，调整的认识，治疗就是调整不平衡这是一致的，所以我理解中西医都是科学的，只是发展过程当中咱们对中医传统科学没有物质基础，咱们现在要有物质基础，咱们想办法把物质基础弄明白了，中医也就没了。物质基础首先比如说脏器，解剖肝脏肺脾看得见的，中医有时候看得见，有得看不见，西医肝肾脾有实质的东西在，中医没有，可能就是五脏六腑，没有实物，是他想像的。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不是一回事，中医心是指观察的现象由谁管是一个代名词，西医的心是指心脏，中医发展过程当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西医就可以整合了，所以这是我的体会。
在发展刚才当中，在咱们国家解放以后，中医政策来说，发展到今天大家都有点悲观，我也有悲观的念头，关键在什么地方？在于咱们国家的政策，把中医说得很好，提得很好，但是没有具体的办法解决它，没有机构没有领导机关说咱们中国中医怎么发展？有过，大概是文革以前还是后，那时候周总理发现传统的中医老先生年纪都大了，死一个少一个，这些都是国宝，这个都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到他了，比如说中医院有一个肝脏医学家，还有一个脾胃大夫专家，各科都有专家。周总理说第一我要解决延续的问题，找一些西医有成就的专家先学中医，把中医理论接受过来继承它。那几个专家都写书了，总结下来了。周总理说要西续中，要中西结合。但是这个结合怎么结合？有人理解西医学了中医能开中药方，实际上实践当中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后来说不叫做结合，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东西，现在还没有整合起来，现在有些西医可以开点中药。这种情况下，中医西药的改革在什么下功夫，在药品的剂型上下功夫，想从药的作用来推中医的理论。但是中医研究中做得比较好的，有一个法国人对中医感兴趣，后来解放以后，他交给内分泌有名的专家，专门研究肾，肾是先天之本，肾又属骨，他从这个方面研究。他说中医的肾包括很多功能，生殖功能，生殖功能是之本，精子跟那个有关系，中医老说生殖不好补肾，觉得这是一个肾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先天之本，吃缺了它不行，从排尿功能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发现中医里面好多病，西药救急过程都用脾胃激素，在SARS时很多用脾胃激素，你用激素照样用，我给你再用别的药，加强这个激素的作用。中国肾包括肾上腺，从解剖来说不深挖你看不见，中医以前只看到肾了，没有看到后面的小腺体，那个小腺体正是人的先天之本。肾属于骨，西医很难理解，肾是泌尿系统的，跟骨骼有什么关系，中医说肾属于骨，骨骼跟钙有关系，钙跟维生素有关系，肾小管调节它，这几个专家发书里面说我对肾的理解是这样理解的。中医的补肾药五花八门的，这个肾是补得是先天之本，还是主骨的问题，都有关系。通过我接触了解的情况，我觉得这是解决中西医整合的方法，但是做这个工作的人非常少。
另外一个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就是说毛主席说了，中西医要结合，中医是一个宝，对中医政策提得很高。最早受他影响卫生部的两个副部长，说一些不利的话，马上革职，最后没有人敢再说话了，谁要说谁就是反对中医，就是反对中西医结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也不敢说了。现在好点了，现在中医里面还有很多中医不能动，中药不能动，这是一个影响。
再有一个影响教育也好、医疗工作也好，中医这块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辈子看一个病，皮肤科看皮肤病，肝科看肝病，咱们现在中医学院出来的学生有时间看书研究吗？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包括西医大夫也是这样。我说是综合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指导。咱们国家虽然有中医局有中医研究院，一个总体的咱们国家到底怎么发展，西医西药有一个发展规划，中医中药规划怎么实现。中药管理上虽然有这个中药药典，但是有时候中药的药品质量，有时候不理解弄错了，两个不一样的品种弄错了，有一个处方可以治什么病的，后来发现它可以治减肥的，中医观点短期的就不吃了，长期吃这个药当减肥，剂量还大，时间还长，再加上药典把这个弄错了，好多的肾衰竭，这是管理上的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感冒冲击都有板蓝根，板蓝根什么成分是抗病毒的可以治感冒的。中医不少病毒说感冒，流感什么的，是抗毒的，到底哪个成分到现在不清楚。因此一个成药板蓝根的质量控制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指标，在国外有时候也是这样，没有一个直接的指标。这里头也有别的成分，也可以作为板蓝根的指标定位在里面了。像同仁堂(600085,股吧)几百年了，凭着良心不出假药，这个药什么时候采集的，该哪时间采集，不造假，这是良心的问题。板蓝根是复方制剂，那个成分不光是板蓝根里有，苹果皮里也有，在咱们国家政策管理上招标压价，同仁堂压到一块五不行了，然后那个成分一检测合格，实际上不是板蓝根，就是这个问题。前些日子出了中医中药法，这个法出来了可能好一些，我说还是有希望的。
主持人：咱们现场听众有什么问题吗？
提问：三位老师好，我是普通对本草和医药感兴趣的读者，有些问题可能不太专业，请大家见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一下张老师，中药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它有系统理论的指导，另外中药炮制的，中药和西药差异并不大，像方言一样，从您角度西医的草药和中药之间有没有根本的差异，它们各自有没有显著的特点？或者如果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从哪方面讨论，用法、制剂，还是药物植物方面的。第二刚刚赵老师和金老师都提到现在有悲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您觉得是哪些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当下的现实的医疗的效率，还是说我们用了西方的评价体系，还是刚才金老师讲到的原材料、政策这方面的原因。谢谢大家！
张大庆：谢谢你的提问，第一个我回答从植物药来讲这个研究是中西方没有差别的，就是使用方面，比如说中医有中医的用法，怎么用的时候，哪些病用哪些药有一套说辞，按照中医是寒凉还是中热，按照他的经验使用的，里面还有很多文化的成分放在中药使用当中。但是核心部分，实用的价值，比如说像麻黄素，麻黄素发汗，说辞不一样，但是感冒用这个药的话，的确起到了调整体内成分，可以缓解舒缓感冒带来的一些症状，这是一个普遍的经验。具体说辞上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它的共同性，也有它的差异性。
第二个也有很多的文化成分，有的是猎奇的，本草纲目，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临床指导用药，把这个收进去以后，帮助大家来去有可能在有些地方使用。
另外有一些药物和当时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信仰有关联的，现在我们觉得不是合适的，那时候人们可能也在用，用完以后也有可能当时不一定有真正药物上的作用，可能从文化心理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很难去判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药物治病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关注这个药有没有效，是不是治好这个病，实际上我们很多没有关注到这个病本身的变化。
比如说感冒药，有很多说绿豆汤可以治感冒，也可以说商务这个茶也可以治感冒，大家每次喝30毫升，每天喝三次，一共喝七天，我想98%的感冒病人都可以好。但是，是不是这个茶就是治感冒，不一定，你喝什么都会好。我们人往往忽视了本身自身的免疫，自身有很多的免疫力，我们很多的多发病、常见病有自愈性，我们很多往往依靠药物，我们骗子很多，就是人们不了解这个状况，很多病你不用吃药也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关于医药的常识变成俗语，幸运的医生治病尾，倒霉的医生治病头。我们老百姓中国文化就是不相信医生，他来看病今天看王大夫，两天就换李大夫，还没有好，换张大夫，张大夫给它开两幅药，然后吃了两天就好了，就给锦旗给张大夫，实际上可能是第一天的王大夫开的药吃好的，里面有很多现象需要我们考虑，很多的药都是起到支撑和辅助的作用。
赵粤：我想你说药，它跟医学系统本草有很多关系，刚才金教授谈到英国有一本书叫做马丁代尔(Martindale)，就是药典以外的东西。咱们中国本草纲目，李时珍，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药典以外的东西，从1596年到现在改变了多少，这是一个问题，改变除了政府等等，因为现在制度主要是经济为主，经济主导很多事情，但是政府本身的政策也很重要，因为经济和政治同样有平衡的作用，有时候不能完全靠经济解决。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活动只能到此了，意犹未尽之处，大家可以跟各位老师做私下的讨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