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亦舒小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已经剧终，但其引发的反响还远未结束。
除了一众原著粉哭晕在厕所带来的话题度和集齐新老戏骨的豪华阵容，妈妈们追剧的重点是对当下婚姻现实残酷压抑的感同身受，和对女主命运的义愤填膺。
《我的前半生》里，没有被完全美化的人物，没有刻意地扮嫩装酷，观众终于又看到了演员踏踏实实演着与自己年龄匹配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国产“都市情感剧”终于开始脚踏实地地讨论“中年家庭危机”“女性自强”话题，跳脱出一直以来 “霸道总裁和小白兔”“靠男人上位的伪女权”等人设的死循环。
也许在看《我的前半生》时，我们不应该只了解剧情告诉我们的浅显道理，真正的现实没有那么黑暗，也没有那么美好。借用贺涵的一句话：“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重要的是，谁都没权利教别人怎么做，自己的道路，还是自己来走，不借鉴任何人，开心就好。
《我的前半生》折射出“全职女性”困境
最近，改编自香港女作家亦舒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火爆荧屏，一对大学闺蜜完全不同的职业与家庭道路引发广泛讨论。罗子君，“全职主妇”的一类代表，回归家庭，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丈夫生活。唐晶，投身职场，兢兢业业的全职女性，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虽不乏追求者，但婚姻、家庭貌似遥遥无期。对此，人们褒贬不一，却似乎忘了此片的正题，即“全职女性”的出路何在？
所谓“全职”，是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日常生活与工作在空间上彻底分离，时间概念根本改变，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不断被明晰、权益不断被保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工业社会之前，没有所谓“全职”“离职”或“失业”。但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们日常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市场上，劳动力可以通过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等指标被精确地评价，聘于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合格地完成“全职工作”后，支付对等的货币。这一模式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直到今天，“全职”已成为成年人的固有标签。
但“全职”对于男女两性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先天的生理条件还是后天的社会观念，女性无疑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今天，“全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工作时间”的全勤，即除开带薪年假，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更无论其他对于脑力、体力等基本要求。一旦达不到，扣钱、处罚甚至以此为原因的解聘都是合情合理的。而这显然是以成年男性的生理及家庭、社会角色为蓝图设计的，不仅女性，老、病、残等弱势群体也无法完成。女性人生中有独特的孕、产、哺乳等时期，需要社会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而这恰恰是当前需要改善的地方。
而“全职主妇”呢，似乎不用应付职场上的艰辛，在家里做做家务、带带孩子就成为人生的赢家。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美国女性同样饱受“全职”困境之苦时，美国经典的女权著作《女性的奥秘》就通过大量调查，深刻揭露了大众观念中“幸福家庭主妇”假象下美国妇女的无名痛苦。实际上，“全职主妇”不仅是一份孤独的、高标准或者说标准模糊的且看不到前途的工作，更是一份价值往往被低估甚至不被社会甚至家庭所承认的工作。而且，随着社会离婚率的日益升高，“全职主妇”的稳定性也在大打折扣。
所以，在这个高度货币化的后现代社会，女性的价值往往被低估。社会价值的缺失，使得女性成年后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道路，都难免陷于“全职困境”。因此，不仅需要进一步扩大女性员工的权益，切实考虑其生理及家庭因素的干扰，更要在社会观念中大力纠正“劳动力货币化”的错误观念，给予其在家务劳动、生养儿女方面应有的社会价值肯定。唯有推动性别观念的多样化，“家里家外”劳动价值的平等化，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女性的“全职困境”，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
作者：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已移居加拿大，职业作家、小说家，其哥哥倪匡亦是作家。
亦舒祖籍浙江镇海，五岁时到香港定居，她中学时开始写作生涯，1963年出版个人首部小说集，毕业后曾任职《明报》记者、电影杂志编辑、酒店主管、公关主任、政府新闻官、电视台编剧。除小说外，她还撰写散文和人物访问稿等，也以笔名“衣莎贝”在《明报周刊》撰写专栏。亦舒创作的《玫瑰的故事》 等多部作品曾改编为电影。
